刘军红：提高消费税，安倍经济学扛得住吗

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将消费税率提高3个百分点，即从5%提高到8%。据《日本经济新闻》估计，增税后，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新增生活负担可能接近7万日元，而国家年税收则在理论上可增加8万亿日元。在选举政治中，通过增加居民生活负担而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显然是不被国民所喜欢的，这也正是日本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触碰消费税，将其视为“政治鬼门关”的原因。

安倍政府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进消费税的提升呢？事实上，日本此时提升消费税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一是，提高消费税率的法案是民主党执政期间朝野各党达成的政治妥协，即安倍自民党承诺支持民主党的“财税一体化改革”，而野田民主党政府则承诺解散众院，举行大选，从而安倍获得了执政机会。二是，日本人口、社会结构巨变，社保费用连年膨胀，而政府债务与日俱增，占GDP比超过200%，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若想重建财政，财税改革必须先行。提高消费税，并专款专用于社保，实现财政的根本减负，才能确保日本国债不倒，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由此，安倍政府不得不履行诺言，如期提高消费税率。

自2012年12月安倍执政以来，日本经济至少在统计数字上连续4个季度正增长，失业率也由4.1%降至3.6%。与此同时，日元贬值，股票上涨，企业收益回升，个人资产增值，有产阶层的资产效果转变为消费，个人消费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安倍经济学可谓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经济复苏轨迹。

小泉政府时期，日本经济的复苏表现为“出口拉动、设备投资跟进，个人消费推升”的三段模式。而在安倍经济学下，一方面鉴于核电危机，能源进口猛增；另外，产业向海外转移，直接出口量减少，结果是“纯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持续为负值，“出口拉动”型复苏不再成立。而企业海外转移导致国内设备投资不积极，同时，政府公共投资额度有限，“保鲜期已过”，拉动GDP复苏的只剩下“个人消费”这一项。而正是在此背景下，安倍政府推出了提升消费税率制度。面临出口、投资动力不足的前提下，市场预测提高消费税将导致汽车国内销售下降15.6%，家电销售减少8.6%，直接打击“个人消费”这一仅存的GDP贡献者，如此，安倍经济学恐面临夭折的风险。

从1997年提升消费税的教训看，桥本政府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不仅导致“个人消费”进入最长的低迷期，也使宏观经济落入负增长，日本整体经济深陷漫长的通货紧缩黑洞。因此，桥本领导的自民党在紧接着的参院选举中惨败，桥本其人也不得不下台。

尽管眼下安倍面对的情形与当年有所不同，特别是经历地震的日本国民心理抗压力超强，只要国民扛过消费税率提升的第一季度，届时其改革的正面效果或可表现，日本经济或呈现结构性新变化。但不容乐观的是，当下还未过去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贸易带来的萎缩度要远远大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期，这意味着安倍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要比桥本时期更恶劣。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预期，决定当前的股价”。过去一年零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消费税引起的提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是“安倍经济学的过去式”。而4月1日开启的是日本经济新的财政年度，市场要看新材料，重新展开预期。安倍政府能否拿出新招数，展示新箭法，将决定消费税率提升后的日本经济走势，也将直接左右日本股市行情。如此，依存于股市行情的安倍政治支持率及其“地球仪外交”也将会发生连锁反应。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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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