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吸引民间投资，改革不刹车

4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政策措施，决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项目包括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会议透露，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

在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许多人会习惯性地认为推出这80个项目旨在刺激经济增长。此前“定向降准”、核电项目投资的放开等举措，似乎也是侧证。这是过去长周期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思维惯性。其实，“定向降准”是为了建立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盘活存量资金，拓宽三农领域的融资渠道，与整个货币政策的松动没有关联；而核电项目的加码，直接效应是改善环境已难以负荷的能源结构，而不是以此来创造用投资带动增长的氛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要“零投资”，弱化唯GDP论不是不要GDP。其平衡点在于：投资所产生的增长效应是否会凸显过去的路径依赖，而淹没掉深化改革这一主调。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推出多少有利于增长的项目，政策意图都不是让改革刹车。

向社会资本推出80个投资项目，是首次以投资体制改革的名义作出的新部署，而非以增长为名作出的新举动，这已然说明了政策意图何在。从80个开放的项目来看，其实并未超出以前放开的范畴。过去在“非公36条”、“新非公36条”中多有涉及，十八大以来的政策表述中也曾多次强调。如今再次作出部署，是因为尽管政策导向十分明确，但在具体落实中仍然屡屡遭遇困境。从管理部门到领域内的垄断利益既得者，缺乏打破“玻璃门”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资本的进入，多只在原则上认可，而少有实质推进。对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不必要或变相的审批依然多如牛毛。

因此，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是对投资体制改革的又一次重申，是对打破垄断格局和陈旧管理积习的又一次强调。当然，只是政策强调难以触动投资体制的核心，这在过去已多次被证明。要想松动已经固化的投资体制，进而激发经济活力，需要更加明晰的操作路线图。

比如，基础设施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投资额度巨大，回报周期较长。其特性本身就限制了社会资本的进入热情。如何鼓励社会资本组建投资联盟，让分散资金发挥聚合效应，关系到对民营金融的政策态度。民营银行或投资组合应当得到与传统银行和国字号投资组合同等的国民待遇。而在等待投资回报的过程中，如何让社会资本的预期利益，不会因为合法投资者境遇的变化出现变数，也需要更多的刚性保证。

又如，对于参股的社会资本，如果只是给他们约定的利润分成，并不能使其安心。投资者会担心，社会资本与垄断资本传统的权利不对等，有可能导致其利益受损。社会资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出，能否获得与其投资额度相匹配的经营管理权等等，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再如，出现经营、股权纠纷之后，谁来仲裁？相对而言，与管理者关系较远的资本会担心无法获得应有的公平。因此，必须强化法律的最高仲裁地位。这本来也是判断市场经济真伪的关键。

由此可见，放开市场准入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迈出第二步、第三步，社会资本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调动起来。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才能从短期的正向刺激，转为长期的正向推动。

（徐立凡，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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