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钺：近代西方国家的强大并非是政治制度先进

海外网4月28日电 据《红旗文稿》刊文报道，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历史、国情、国际形势等因素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比较接近的政治制度，在其中有些发展中国家，西式政治制度已实施很久。但令人疑惑的是，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看似成功的制度并没有普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稳定和幸福。那种理论上彼此制衡、互相监督的理想政治状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反而恰恰由于各党派、政治组织势均力敌，导致彼此在各个层面相互制约，互相掣肘，在很多议题上较少达成妥协或一致，国家政治生活始终不能稳定下来，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受到不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内部不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贸然引入竞争性的、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机制，往往容易造成社会群体的分裂和严重对立。因为对规则的遵守和习惯的养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社会中逐步建立，如果缺乏这一意识，再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作用。

一、社会条件是制度成功的基础

近几十年来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治现象使我们思索，为什么竞争性选举、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并不会引发破坏性的结果，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时反而还会增添新的矛盾，带来相当多的阻碍，影响发展速度？

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同一种机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起到几乎完全不同的作用，何况在不同的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国家里，当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物质上的繁荣时，也正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时期。在这种局面下，若贸然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机制，恐怕只会加剧社会各群体之间的鸿沟，使矛盾趋向激化，导致社会更加分裂，理想化的相互制约会异化为相互掣肘、内斗。

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民情等软性的内容是很难用推倒重来的方式进行再建和新建的。一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道德、行为、习惯、心态、传统、风俗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和生活中形成的，这是一种民情，它们天天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工作中，无处不在。人们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与生活、工作，与他人，与团体等的关系，实际上都是社会条件、民情的体现，同时这也体现着人们对民主的理解。邓小平早就强调过，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能不能达到民主的目的，除了需要硬性的法制、制度等外，更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民情为基础。不具备相应的社会道德和习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民情，以为凭空就能建立起理想的民主制度，很有些痴人说梦的感觉。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相应的民情，缺乏相应的道德基础，也缺乏合适的行为规范，很难指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建立牢固的新制度。更不可能用推倒重来的做法建立新的制度，那样做的代价太大，负担会更沉重。民情是国情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制度的有效与否与一国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美法发展道路的比较

社会条件、传统、民情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可以从美国、法国两国发展道路的比较中得到验证。

美国的独立战争（1775—1783）和法国大革命（1789—1799）都发生于18世纪末期。在这之后，虽然两国都有战争、动荡相随，都不同程度地度过了一段混乱时期，但相对来说美国较快地摆脱了混乱局面，较早地稳定了政治制度，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而法国却在大革命结束后，始终不能稳定下来，几度走了回头路，用法国学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法国浪费了将近上百年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才找到了合适自己国情的道路。

美法两国相差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在于，两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待当时存在的社会条件、社会基础方面秉持了不同的态度。美国革命的领袖们寻求脱离英国的统治，但愿意保留英国的法律，以及英国社会和文化的遗产。与此相反，法国革命领袖们则摒除了现存的社会，把社会当成是旧制度，企图用新政治、社会、文化构架取代旧制度。

法国当时的革命领袖们充满了浪漫的理想和冲动的激情，把一切现存的都视为旧制度下的产物，都视为应当扫除的。大革命的领袖们，如罗伯斯庇尔曾多次以慷慨激昂、魄力四射的精彩演讲打动人心，但正是在他和他的派别统治时期，法国陷入了恐怖，巴黎每天都有人被送上断头台，全法国在短短的一年之内被胡乱处死数万人。人们最终发现，激情的演讲、浪漫的理想，根本都是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巴黎、法国到处都充满谣言，人们一日数惊，每个人似乎都生活在惴惴不安和惶恐之中，连罗伯斯庇尔自己也成了自己政策的牺牲品，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追求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以推翻专制独裁为目标的革命，最终以欢迎另一个政治强人——拿破仑的独裁到来而结束。此后，法国又几次走向帝制，几次走向共和，反反复复折腾多次。追根溯源，法国大折腾的原因在于当初的目标设定过于理想、浪漫，罔顾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社会条件，采取了推倒重来式的激烈模式。自1789年以后，直到1871年之前，法国一直在折腾。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才逐渐摆脱了往复循环的老路，逐步趋向稳定，而这一稳定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才得以较好地实现。法国的社会条件与制度之间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归。打倒一个旧制度容易，建设一个新社会却很难。

美国在革命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如1786年的谢司起义、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变革、1798—1800年的美法战争、1812年—1815的英美战争（英军曾攻入华盛顿，大掠而去，放火烧了总统府等许多公共建筑），1861-1865年的南北内战等。在美国初建的80余年中，变故并不少，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都并非社会条件、传统和民情等基础方面的问题，而是军事、政治、经济层面的冲突和动荡。美国在社会条件方面基本维持了传统的状态，保持了传统的习惯和民情，并没有要彻底变革社会，凭空建立新的社会规范。与法国的长期反复和剧烈动荡相比，美国自18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形势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从社会条件的意义上说，以及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美国是较早建立在符合自身国情基础上的现代国家。

一个制度要能够有效运转和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它自身的社会的基础相适应。这样的社会基础又与社会文化和人群有关。什么样的人群就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就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因为社会条件决定制度，而不是制度决定社会条件。当然，社会条件与制度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社会条件对国家制度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会有不同的影响，在A时期，它可能是一个好制度，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形势的变化，到了B时期，它如果不随之调整，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多次强调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情及其对制度有效性的作用我们已经有所认识。抛开美国的特殊民情不论，近代欧洲即使没有美国那样的特殊民情，却依然先于中国等东方诸帝国走向了军事技术上的强大，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比东方国家先进吗？由此又引申出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认为近代欧洲的政治制度是欧洲列强率先走向强大的保证？答案是否定的。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