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夯实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基础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而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本质来讲，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是金融运行稳定的基础，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与实体增长的背离却成为全球最显著的特征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肇发于此，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并没有完全汲取这一教训，各国为抑制本国经济快速下滑，采取了逆周期的宽松刺激政策，全球货币超发以及流动性过剩将金融与实体的失衡推向更加严重的境况，全球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上升。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在中国表现得更为严重。其直接表现就是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资金利用效率却大大降低。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领域。反过来，金融资金并没有流向实体部门，而是又回流至金融体系内。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形成了对信贷的高度依赖，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量越来越高，信贷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中国信贷总额占GDP比例升至190%以上，上升了60个百分点。

对信贷高度依赖的结果是实体部门负债率的上升。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这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50%-70%的平均水平。

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失灵”的效应进一步凸显。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此外，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过高。当前，中国企业贷款利率大概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例如，2013年期中国企业贷款利率是6.15%，美国是2.25%左右，日本是1%左右，德国是3.5%左右。2014年春节以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60%左右，甚至更高。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票据直贴利率已经达到8%左右，是近2年来的高位，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甚至达到双位数。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实体经济基础不牢，且金融利润远远超过实体利润，金融资本就会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萎缩，“金融膨胀、实体萎缩”情况就会愈发严重。因此，未来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应是“做强实体经济，做实虚拟经济”。再实体化必须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提高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有比较高的资本回报率，那些错配的资金才可能更快回归实体经济。

当前，金融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改变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大幅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水平，有效规避风险，真正让金融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要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为突破口，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拓展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和高度。重点是在负面清单框架下进一步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培育中小或小微银行信贷体系，真正解决金融末梢循环不畅等问题，满足经济转型的多元金融需求，促进资本形成与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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