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如何把中国民主政治的道理讲清楚？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恶战、混战，战争伤害到许多无辜的国家和人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现代资本主义苦心塑造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到重挫。2008年，英国女王在伦敦经济学院询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人预测到这次因市场失灵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融危机背后的逻辑“有效市场假设”的提出者，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少数人服务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不大可能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反倒是为大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持着冷静和清醒，早在世纪之交，就预测到一场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的到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欧洲思想界的变化和分化，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深刻反思过程中，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形成了世界性影响。在东方，印度的泰戈尔猛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祸害，中国一大批先进分子也觉悟觉醒，走向延安，走上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建国道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催化国际政治思潮发生分化，人们对西方民主失灵的反思正在逐步延伸到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片失望与不满中，国际思想界开始出现“向东看”的转向和趋势，寻找世界走出困局的东方智慧，中国式治国理政与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垄断性和跨国性，它与国家的关系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它附着于霸权国家，利用霸权国家为其在有序市场竞争下所不能获得的高额利润服务；另一方面，又竭力摆脱国家机器对它的限制，它与国家的关系，逻辑核心是控制国家而不是为国家所限制。现代资本主义借助资本对国家的渗透和腐蚀，缴获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权力，削弱了国家的一般社会职能管理能力，从而拥有独断性的权力。在跨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左右下，国家在一般社会管理领域的职能逐步削弱，要么附着听命于资本，为资本的利益服务，要么在资本的层层剥离下，沦为空壳。财政、货币、税收、司法、军队等权力逐步被大资本收入囊中，在“小政府”的政治经济学舆论下，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及应有的集中权力被削弱，不得不听任跨国资本力量的专制性摆布。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评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形象地说：“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

　　大资本力量在将国家权力窃为己有之后，即可在幕后用专制独裁的方式行使权力，将民主异化为钱主。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普遍性的政府危机和民主失灵现象，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隐性专制的结果，政府一定意义上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傀儡，它面对大问题的时候显得太小，面对小问题的时候又显得太大，动弹不得。对此，西方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责怪政府大把地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家输血，而在事关医改就业等民生问题上却非常吝啬，甚至吵闹不休。民众在政治参与问题上除了手中的一票以外什么都没有，成了个袖手旁观的摆设，即便拥有一票，也只能在被给定的“要茶还是要咖啡”两者中作选择；而政党轮流坐庄制又隐蔽且带欺骗性地制造出政党责任的自动豁免机制，政党执政不力甚至出现执政错误的时候最多下台了事，老百姓连问责的机会都没有。同时，政党组阁制又使官员犯错时以辞职形式可以豁免法律追究，逃之夭夭。在一些国家权力为大资本窃取、分有的国家，民众发现涉及民生之类的问题找不到机构负责，责任几乎被无限地推给了看不见踪影、找不到责任人的市场。

　　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失灵还只是假象和表象，这个问题的根子出在国家权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在大资本家手中。民主失灵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专制导致的政府失灵或国家失灵。对此，西方一些评论家指出，“失败国家”这个词过去被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头上，如今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正在成为“失败国家”。可见，现代资本主义在走向隐形专制的途中，正在制造和扩大自己的反对力量。来自阿根廷的新任罗马教皇在2013年著书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是虚假的，“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专制制度，资本主义是劫掠穷人的经济。”西式民主的这套坐标系在其内部出现错乱和颠倒，促使一向推销西式民主的福山也反戈一击，开始借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来说美国政治，建言“美国需要人民民主专政”，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认为中国的制度模式是“正确的和成功的”。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