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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6 08:00:00|来源:海外网|字号:
摘要:我国社会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只有每个办学者尊重学生的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 |
地产富豪潘石屹又火了,这次不是因为房价,也不是因为在微博上做“公知”,更不是上新闻联播,而是给美国名校哈佛捐了钱。
质疑潘石屹没有道理
潘石屹助学海外的消息最早出现于7月16日“SOHO中国”的官方微博,微博中配图显示,7月15日,张欣、潘石屹与哈佛大学校长Drew Faust在哈佛大学签订“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
张欣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SOHO中国助学金”是在全球范围内捐助1亿美元助学金,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家庭年收入6.5万以下的学子都可以申请。
这条新闻起初并未大热,直到21日,认证为“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的姚树洁在博客撰文《潘石屹捐1亿美元给哈佛为啥引起公愤》,并发表到微博。文中,姚树洁虽然也承认“潘石屹的钱,他想怎样花,就怎样花,这完全是他的自由”,但仍然发出“四连问”。其中最核心的是“潘石屹所赚的钱有没有原罪?”,和“为什么穷国的土豪不捐给自己的祖国,而捐给富国?”。
环球网这样总结质疑观点:“如果是做实业,或是进出口贸易赚的钱,那是凭真本事赚来的,想捐给谁就捐给谁。但老潘赚的却是房地产的钱,赚是是国家政策的钱。网民更不解的是,老潘吃着中国饭喝着中国水,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赚的又是中国人的血汗钱,捐的国家却是千方百计算计中国围堵中国的美国。”
对此,潘石屹只是在微博上简单回应了一句“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
潘石屹淡然处之,但评论员们都很给力。《中国青年报》的评论用逻辑将了姚树洁一军:“依照他的逻辑,来一个反问:姚树洁为什么不回中国高校任教?由此恐怕陷入一个透着狭隘没有光亮的‘口水仗’中。”
《重庆晨报》的评论题为《潘石屹捐资哈佛要向国人打报告吗?》。作者对指向潘石屹的无端批评提出反对:“其实,慈善本是个体发自心灵的选择,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公众尽可指责某些企业家借慈善为名行不法之实的行为,比如那些犯罪的‘慈善富豪’。但在法律没有介入及最终定论之前,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人的捐赠行为,乃至于草率冠之以“做秀、作伪”的有罪推定。”
《环球时报》对此也很豁达,可能是因为此前“援外”屡遭质疑的关系:“社会上的一些人总是对于把‘中国的钱拿给外国’很不爽,‘援外’”成为敏感词,被盯得很紧,一有风吹草动,就引发轩然大波。改革开放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的一员,综合国力增长了,百姓生活富裕了,教育水平提高了,与此同时,国民的心胸与眼界也该相应提高。”
“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大河报》的评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在优秀学府上学的大学生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因此“SOHO中国助学金”更像是在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江南时报》更是提出,根据哈佛的惯例,只要能被哈佛录取,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学校都会提供全额奖学金。因此作者认为,潘石屹根本“不懂哈佛规则,存在知识盲区”。
《新京报》则认为,细节不清不能妄下判断:“讨论一个慈善公益项目是善还是恶,是否公平,应该更多地关注项目的运作程序,才能发现这个公益项目是否真正做到扶贫济困,是否真正推动了社会。……在很多网友看来,潘石屹设立奖学金所要解决掉的问题和“三伏天送棉被”一样根本不存在,这么做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显然只有潘石屹本人能回答。因为,目前还没有公开信息透露“SOHO中国基金会”和哈佛之间协议的内容和项目具体的操作办法。”
为何不捐国内捐国外值得讨论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微博上发问:此事看起来无可厚非。只要符合法律,企业和企业家有捐款自由。然而,为什么中国富人愿意给国外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意给中国教育雪中送炭?为什么中国精英们都迫不及待将子女送到美国和英国欧美受教育?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能矢志不移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也说:“如果有心抱怨为何中国企业家不多为国内慈善事业作贡献,那么不如仔细考虑国内是否提供了足够吸引人的慈善环境。”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可能回答了这样的提问:“中国商人捐资助学,无论国内海外,实该多一点企业家精神。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就是精打细算,控制成本,注重效益,讲求投入产出比。把钱捐到受捐体制不健全、监管阙如的学校,学生不见得受益,贪腐者却能中饱私囊。我相信,潘石屹捐资哈佛,除了‘自利’的一面,其中必有对哈佛大学基金和学生资助管理体制的一记信任票。”
仿佛是为了给“信任票”作一个注解,网易“另一面”栏目同日的专题就试图从中美高校基金的对比去解释这一新闻。该专题刚上线时的标题甚至是“潘石屹捐款哈佛理据服,捐国内高校才犯傻”,其中臧否一目了然:“只要是理性的捐赠者,自然会选择把钱捐给专业投资人运营、效益良好的美国高校基金,而非只会等米下锅的中国高校基金。”
教育学者熊丙奇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不会用到‘刀刃上’而被挥霍掉,可我国内地高校则不然……”所以他提议:“我国社会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只有每个办学者尊重学生的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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