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传神正在“阿堵”中

　　顾恺之画人物不轻易点眼睛，说是“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意为这个）中。”借来比喻文学语言，也很恰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人物、情节、场景是它的“四体”，语言是它的“心灵之窗”，精气神借以闪现。文学语言相近于古人说的“文字”，或“五四”后说的“文体”，或契诃夫说的“笔调”（他视为作家有无前途的标志），或今人说的“叙事风格”。它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指词汇，更指对词汇的指挥调遣。人生故事大同小异，“太阳底下无新事”，说什么是次要的，关键在于说得好。想把故事说得吸引人，全靠语言来传神写照。文学语言可以有多种定义，“传神”二字最能一语中的。

　　文学语言极其复杂，用“文野”“雅俗”“精粗”等现成概念来衡量，往往走进误区。《辞海》归纳文学语言的特点为“准确、鲜明、生动、富有形象性与艺术感染力”。然而准确、简练和生动表现在作品中是多元、不居、变异无穷的。它因体裁而异，因作家而异，因读者而异，永远是一个个个案。对这样一个充满动势和变数的活体，不可能有标准化的“公尺”。若把文学语言作为议论的话题，我认为应以一个基本观点作为前提：承认它的多样性，承认文无一体、美有万殊。

　　从文体看，对语言要求最考究的是诗。诗要求高度概括，一语道破。宏大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壮阔如“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精致如“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微妙如“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但诗人的语言是单纯和稳定的。散文亦然，通篇是作者自己的语言。不过小说则因多重成分而情况复杂。

　　作家以语言为风格的载体，好的作家必有敏锐的语言感觉和独特使用。钱锺书锋芒毕露，杨绛绵里藏针，沈从文忌用成语，王蒙成语编队列阵。宗璞用典雅的文字写学者教授的故事，王朔用俚俗的语言写市井人物的故事，都能传特定人物和特定生活之神，各得其宜。如果用王朔的语言写宗璞的人物，用宗璞的文字写王朔的故事，必定有圆凿方枘的别扭。薛宝钗的文雅谈吐和她哥哥的猥亵俚曲，同出自曹雪芹笔下。《巨人传》的语言狂野恣肆，作者拉伯雷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渊博学者。而一个作家相对稳定的叙事风格，也会因刻画不同的人事而作微妙的或显著的调整。刘震云的《官场》和《我不是潘金莲》，同是他大巧若拙的笔调，但两者间的语言区别很明显。更有一种常见的手法：叙事者“我”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从头到尾用此人的词汇和口吻来说话。《小癞子》通篇痞子腔，《狂人日记》满纸疯话，同是出于艺术的需要。人物粗俗，不等于作家粗俗。是人物没文化，不是作家没文化。好的小说，每篇都是一个独立的语境，要求作家一律用循规蹈矩的语言写小说，好像规定武林高手一律使刀，不准弄十八般兵器。倒是用规范书面语写的小说，读起来不沾地气，苍白无味。鲁迅说萧红的《生死场》：“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如果交给中学教师把这些“越轨的笔致”一一按规范语法改正，没有了“明丽和新鲜”，也就把《生死场》毁了。

　　总之，艺术创造的规律是“志在新奇无定则”（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诗），是“扮龙像龙，扮虎像虎”（戏诀）。作家之能事，恰在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文学的魅力，乃生自语言的色彩缤纷。一部小说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世界，无数小说像草原上群马奔腾，想要甩一个预设的通用套马圈使它们就范，是很不智的。宋人论学习古贤诗歌，有“活法”“死法”之说，对于语言，语文教师用的是“死法”（规范），作家用的是“活法”（变化）。教师要求“正品”，作家喜欢“窑变”。编辑应当善识千里马于骊黄牝牡之外。

　　好的小说语言很像美食，须有独家之味。“津津有味”“味同嚼蜡”，都以“味儿”比喻阅读。我有一位已故文友，认为小说负有推广普通话的历史责任。他是北京人，在贵州工作多年，用普通话写的贵州人事，不论是城乡工农，读起来皆似是而非，对话尤其格格不入，有一种矿泉水被蒸馏水代替的感觉。国家可以法定通用语，世上不可能有无乡无土的“通用人”。小说总要写一块具体土地上的人和事，鲁迅写浙江，老舍写北京，张爱玲写上海，冯骥才写天津，方言土语正是传神“阿堵”。就是寓言型的现代派小说，作家也要选择富于色彩的独特语言，而不会用一种文化积淀很少的“世界语”。当然，作家运用方言土语，不是简单的“原生态”，而是在总体通行的“官话”叙述中，以精心挑选的方言来点睛添彩。

　　而读者喜欢或厌恶某种叙事风格，固然拥有绝对的权利，但也不宜党同而伐异，喜欢的大力提倡，不喜欢的呼吁铲除。趣味雅正当然好，但也要有承认“文无一体，美有万殊”的雅量。议论文学，更要有“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孔颖达《易疏》语）的慎重。

　　当前文学创作的语言状况，我所知有限。就近年读到的几本，如《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蛙》（莫言）、《黄雀记》（苏童）等，依“传神”标准，语言都是好的。《朱雀城》（黄永玉）人物众多、万象纷呈，语言也随之磅礴恣肆，生龙活虎。网络文学我很陌生，读到过后来出版纸质书的沧月的幻异小说，笔致精致得很，营造出凄美的语言世界。对这类创作，我们一向当它不存在，其实它与大受炒作的《魔戒》《哈利·波特》是同一族类。倒是报纸、杂志上的散文，我觉得有点学生腔、文艺腔、翻译腔较多，好像“散文就得这么写”。其实散文的写法和语言，应该是比诗和小说更加多样化的。网络上不断出现新词，迅速进入新闻和文学文体。其中有的颇精彩，如“被”（“被代表”“被自愿”）；也有的令人恶心，如“屌丝”。此外，不必要地嵌入些外文字母，加上简化字里“合并字”（如“後”并入“后”，“乾”并入“干”等）造成的大量错别字，等等，汉语的尊严、表现力和文化含量，都出现了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但风尚潮流，无可抵御。只有寄希望于语言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时间能产生汰劣存优的作用。

　　年轻作者，我觉得可以从阅读外国作品得到许多思想、手法方面的启发和借鉴，而语言一定要孜孜以求地精研母语。这是文学安身立命之所。

　　我年轻时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说俄罗斯语言天下最美，很是羡慕。后来发现好多大师都认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才是天下最美，这才省悟：作家出于职业的敏感，不断发现母语中蕴藏着无穷尽的美和力，于是发出这样真诚至偏激的赞美，并非他们的语言已捧了世界杯。汉语的表现力是毋庸置疑的。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从《史记》到唐宋传奇、明人小品到《红楼梦》到《野草》，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无与伦比”。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第一流的翻译家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兼作家。而母语水平不如外语水平的译者，绝对出不了好译品。翻译如此，何况创作。

　　作家简介

　　戴明贤，1935年生，著有《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郑珍诗传》《戴明贤散文小说选》等。小说及剧作曾获全国儿童文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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