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5】

　　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杨小凯2001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来屡屡被人提及。当时在现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杨小凯的经济学家，“瘦弱，有些苍白，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谈论‘后发优势’的时代，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有可能失败。”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杨小凯引用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一个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后发优势”最著名的信奉者当然是林毅夫。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他作出了中国经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在2015年赶上美国的判断。

　　留学归国后的体制内经验，让林毅夫成为一个务实的政策研究者，他不再毫无保留地信奉他曾投身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以相信自由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自我调节力量闻名于世。

　　1988年是他学术立场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一年。那一年，他参与讨论治理通货膨胀，“当时直接用了停项目、砍投资的行政手段，而不是按照西方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提高利率、增加投资成本。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但后来想通了，面对的现实条件不一样，最优选择也就不一样。如果照搬从美国学的方法，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破产怎么办，国防安全又怎么办？”

　　林毅夫称这种学术思维转变为“顿悟”。“有多少人亲自参与过改革决策的讨论，又有多少人真正去面对过这个过程？”他强调，自己也是“去西天取过经的人”，“但我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但我终于发现，这样的‘真经’并不存在。”

　　因此，林毅夫对杨小凯演讲观点的反驳丝毫不令人奇怪。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式的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他以推行“休克疗法”并发生经济动荡的前苏联与东欧为例解释双轨制存在的合理性，“保留计划轨会滋生腐败，在政治上的代价很高，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放弃的经济代价变小，实现市场单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所以，双轨制是给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像杨文所认为的，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

　　林毅夫专门将反驳文章寄给杨小凯，并收到了回应文章。杨小凯写下一些相当严厉的批评：“林文强调渐进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

　　2002年，两人的文章同时刊登在当年春季的《经济学（季刊）》上。这本学术期刊由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林毅夫是该中心主任。

　　这场论辩发生后不久，杨小凯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2004年7月，杨小凯去世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悼念座谈会，主办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发言中说道：“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