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与肖鹰：何谓反智，谁在反智？

韩寒与肖鹰：何谓反智，谁在反智？

批评韩寒反智，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不是第一人，相信更非最后一人。不过，将韩寒称作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继张铁生和黄帅之后，第三个反智主义的“英雄代表”，“新世纪文化的反智主义英雄”，“一个必须清理的反智主义招牌”，肖鹰的这番高论，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前无古人，足以惊世骇俗。难怪其文《“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见《中国青年报》2014年8月19日)能激起惊天波澜。

这已经不是肖鹰第一次批评韩寒反智。2012年初，肖鹰撰文《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直接把我们生存的时代命名为“反智时代”，并将韩寒与凤姐(罗玉凤)并论，“都是这个反智时代的代言人，只是在反智的愚乐闹剧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肖鹰说，他质疑和批判韩寒的终极目的：“要检讨中国文化的反智主义土壤，进行对公共领域的批评理性启蒙。理性必须以求真为前提，没有求真的理性，必将归结于极权奴役和神话崇拜。”

对其目的，我深表认同。不过，肖鹰所选择的路径与所操持的话语，却让我怀疑，他非但不能抵达所期盼的终点，反倒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他对反智的批评之错位，恰恰暴露了他在智识上的缺陷，如“批评理性”的扭曲，因此，他的批判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批判。

反智与知识霸权

反智、反智论与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系从西方舶来。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它不是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并不限于政治，在文化等领域皆有迹可循。其要义有二：一是对智性(Intellect)、知识的怀疑或反对，认为智性、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二是对知识分子的轻鄙以至敌视。

吾国一度风靡两句话，正可呼应这两点：“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

反智是一种普世性的现象，几乎所有文化都有反智的一面。中国概莫能外，尽管数千年来汉语并无“反智”一词，却不乏反智的言行。余英时曾发掘中国的反智传统，道家、法家的反智论，简直不胜枚举(道、法之外，还有禅宗，亦属反智谱系)。现代的反智话语，古时早发先声。如老子云“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可比“知识越多越反动”；“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则被视为“臭老九”的渊源。

反智的诞生，绝非偶然。它代表了一个极端，极端的出现往往是为了对抗另一个极端。在反智的对面，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知识霸权，如对知识的垄断、知识分子致命的自负等。可惜，在批判知识霸权的过程当中，反智论的表现，正应了一句老话：“是药三分毒”。况且反智论所蕴含的病毒，远远不止三分。

此中道理想必不难理解。对知识的完全信仰与彻底怀疑，对知识分子的神化与妖魔化，都属过犹不及。假如说知识有毒，反对知识就能消毒么；纵然知识分子一身臭毛病，贬斥、坑杀知识分子，却使一个时代都染上了臭毛病。

不由想起了启蒙之争。启蒙塑造了知识霸权，生成了新型奴役，启蒙者并未赋予其对象以独立、自由的人格，反而使他们匍匐于自己的膝下，一个权威被打倒，另一个权威却冉冉升起；同时，对理性的神圣化，导致所有人，包括启蒙者，都沦为理性的奴隶。对此，自然要展开批判，然而批判启蒙不等于反启蒙，后者只能使人类重回蒙昧状态。所谓反智，可与反启蒙并观。

反智的最大困境，其实在其自身。反智论反对知识，事实上，反智本身，何尝不是一种知识，如反智主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皆具备知识的特征；反智作为一种话语，一直由知识分子，而非毫无知识的愚夫愚妇所呼喊、操纵。按照反智论的逻辑，反智反到最后，是不是要毁灭“反智”这个概念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说到底，Anti-Intellectualism与Intellectualism之间的争论，还是知识的内斗，哪怕其中一方打出了反对知识的旗帜。反智论是“予及汝偕亡”的知识霸权。也许，它并不打算与敌人同归于尽，当它打败了知识，摇身一变，却成了一种反知识的知识。如果你嫌这些话过于晦涩，只须注意一点，即其中的知识-权力之争，那才是根本。

真正的反智论者，从不言反智，只管像李逵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儿砍将去”。相形之下，知识界流行的反智论，好比书生脱去长袍，穿上一身纸盔甲，拿起两柄纸糊的板斧，要学黑旋风杀人。

反智与专制

1975、1976年间，余英时撰写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文。这是汉语学界最早、最系统的反智主义论述。此文要点，即论证中国的反智论与专制主义之关系。道家、法家，以及法家化的儒家，所主张的反智论，都在为皇权专制作伥。

反智论为专制者所用，可分两面。第一，利用反智来愚民。如你所知，所有民众当中，相比公民、刁民、暴民，愚民是最容易治理的一种。权力者几乎都希望其子民是一无所知的愚氓，不知自由，不知平等，不知权利，不知抗争，这样他们的统治，不仅简单，且能长久。基于此，他们将竭力剥夺民众的“知”，并蛊惑他们，知是一种危险，一种负累，一种罪过。

道家和法家，纷纷强调“使民无知无欲”，并告诫统治者，民知是何其危险。老子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韩非子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所以要“绝圣弃知，民利百倍”。老子甚至直接提出“愚民”之术：“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治)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治)邦，邦之德也。”

第二，正呼应反智的第二点要义，专制者利用反智论，剑指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国家的异议者，大都由知识分子扮演，他们是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韩非子作《五蠹》，便将知识分子列为祸害之首，一句“儒以文乱法”，遂成千古罪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提供了思想资源。

余英时写道：

法家的反智论从来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绪，它是从战国(特别是中晚期)的政治经验中逐步发展成熟的；韩非则运用他的冷酷的理智(cool reason)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经验，而加以系统化：使它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秦始皇和李斯则又根据韩非所总结的原则而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反智的新政治传统。“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便是法家反智论在政治实践上的最后归宿。

……“焚书”政策的实施是韩非的反智论的彻底胜利。

知识越多越危险，不仅对拥有知识的民众是一种危险，对于权力者，更是一种危险(威胁)。自由的知识会形成一种自觉，唤醒在人心深处沉睡的良知，与那头“自由的老虎”。同时，知识分子的武器别无其他，就是用观念战胜观念。所以，反智论的刀口之下，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专制者上台，首先要收拾的便是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

反智的治理术之运用，不分古今。若论运用之妙，今人毋宁更胜一筹。从1949到1978年，中国一直处于货真价实的反智主义年代，“文革”十年，可谓巅峰，正是在此间，涌现了肖鹰所定义的张铁生、黄帅等反智主义的“英雄代表”(不知“破师道尊严”的黄帅何以能与“白卷英雄”张铁生相提并论)。一方面，“读书无用论”、“不学ABC，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响彻华夏，权力者不仅教化民众鄙薄、反对知识，还强行剥夺了他们接受知识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对知识分子从肉身到灵魂的无尽羞辱与摧残，“牛棚”、“臭老九”、“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每一个词语都是一块至今尚未痊愈的历史伤口，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堪称对反智论最绝妙、最荒诞的运用。

然而，无论古今，以反智治理国家，效果并不见佳。这不仅因为，反智违逆了人性与世界潮流：民众的受教育权，正如财产权、生育权，系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类对知识的向往和追求，始终是引导历史前行的动力；更是因为，对专制政权而言，最具威胁与杀伤力的敌人，有时并非知识与知识分子，“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正是不读书的刘邦项羽之流，给予了反智的大秦帝国致命一击。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