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莱坞艳照门”看书信发表权

【编者按】在关于钱锺书书信拍卖案的纠纷中，本报曾发表胡文辉撰写的《书信发表权之私见》一文，文中谈到：“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应拥有信件的发表权，发表权不应由写信人垄断。”最近，作者从“好莱坞艳照门”中的“人物照片的权利归属”中，再次证明“书信的发表权应该是写信人和收信人共有”。特发表此文，以供各方探讨。 我曾发表《书信发表权之私见》一文(《南方都市报》2014年2月25日)，认为：“对于信件的处置，包括对隐私的保密，写信人、收信人双方应互有责任，也互有权利。信件公开与否，其权利不应仅属于写信人，也应属于收信人。……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应拥有信件的发表权，或者，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只拥有部分的发表权，发表权不应由写信人垄断。”

对于我的理由和逻辑，自信并不容易反驳，但我非法学中人，而且我是从书信作为交际方式这一角度进行论辩的，超出了现行司法的逻辑之外，故一般人想来也不易接受我的看法。近日，我从娱乐事件中偶有领悟，觉得从现行司法的逻辑，也未尝不可以推衍出我原来的结论。

近期有一件很轰动的娱乐八卦，即所谓“好莱坞艳照门”事件。据报道，艳照泄露之后，受害者詹尼弗·劳伦斯(2012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要求公布艳照的色情网站立刻删除她的裸照，但网站强硬回应：裸照包括他人拍摄的部分，版权属于拍摄者，劳伦斯若要求删除裸照，必须提供拍摄者同意转让版权的证明。色情网站的回应，只是狡辩，劳伦斯作为照片的肖像权人，当然有理由要求删除照片的。只是，从法律上说，人物照片被拍摄者固然有部分权利，但拍摄者也有部分权利；就是说，人物照片兼有肖像权和著作权，对于人物照片的合法发表，需要同时取得肖像权人和著作权人的双重许可。

从人物照片的权利归属问题可以引出结论：发表权可以是独立的，拥有著作权，绝不必然拥有发表权。——— 由此，我以为恰恰有助理解书信的权利归属问题。

我们知道，人物摄影的特点，在于其拍摄对象是特定的，拍摄作为一种创作行为，“嵌入”了拍摄对象的隐私权利。这样，照片就须经由拍摄者和拍摄对象双方同意，才能发表；照片的拍摄者，即照片的著作权人，不能垄断照片的发表权。

那么，再来看书信问题。私人书信的特点，在于其阅读对象是特定的，写信作为一种创作行为，“嵌入”了收信人的隐私权利———这一点，跟人物摄影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在写信这一行为中，写信人给予了收信人一种排他性的阅读权利；那么，相应地，收信人作为书信的特定接收对象，也应对书信具有一种排他性的处置权利。这种权利，应当是对书信内容的一种专属使用权，是写信人也不能剥夺的权利。而按现行法规，写信人完全垄断了书信作为文本的发表权，收信人除了书信作为物品的占有权，别无其他，这显然在法理上是不充分的。

简单说吧，照片是为拍摄对象而拍的，因而拍摄对象对照片应有权利；书信是为收信人而写的，因而收信人对书信也应有权利。正如人物照片的著作权人并不拥有完全的发表权一样，书信的著作权人也不应独占其发表权。私人书信的发表，须由写信人和收信人(或各自权利的继承者)双方同意，才是合理的，也就是书信的发表权应由双方共同拥有。

落实到钱锺书书信一案，我以为最合理的结论应当是：作为书信的著作权人，杨绛确实有理由反对拍卖公司公开钱锺书那批书信(但严格说来，她并无理由反对拍卖本身，即无权干预书信占有权的转移)；但反过来，作为书信的接收者，李国强也同样可以干预钱锺书那批信件的发表或使用———比如，假使有朝一日，钱锺书的著作权人要编辑《钱锺书书信集》之类文献的话。

附记：

此前的法律实践，是以著作权法来处理私人书信问题，即将书信的发表权完全归于著作权人，而收信人或书信收藏者的权利只限于作为物品的书信，对于作为文本的书信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就意味着，书信的著作权人具有决定发表与否的绝对权利。那么，在逻辑上，就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著作权人可以强迫收信人或书信收藏者公开书信(在此情形下，发表权与所有权是矛盾的，但既然文本的公开并不会损害作为物品的书信，就应当使发表权优先于所有权)。

相反，假如收信人或书信收藏者可以拒绝著作权人的要求，可以拒绝公开书信；这样一来，又跟书信发表权完全归于著作权人的司法设定互相矛盾了。

这就是说，按照现行司法对私人书信问题的处理，形成了一个书信发表权的悖论。这个悖论的存在，充分表明了以著作权法处理私人书信问题的困境。

●胡文辉(作家)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