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中澳对腐败的理解缺少可比性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网站9月23日文章，原题：中国的腐败：文化鸿沟 习近平担任中国领导人以来，对腐败发起前所未有的打击。以前被认为“安全的”高层或政府官员也未能幸免。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从质和量上，都比以前的反腐败更厉害，但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思考腐败的含义不无助益。

　　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解释说，西方和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截然不同。在中国，社会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套义务和回报体系基础上，迥异于澳大利亚这样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帮助别人带有一种偿还恩惠的潜在义务，既是为避免丢脸，也是出于私心。

　　有些事在澳大利亚被当做腐败，而在中国被视为回报恩惠，比如父母与其子女教师的关系。2009年，澳大利亚爆出一条新闻说，中国父母试图贿赂小学教师，好让孩子进入精英学校。澳大利亚人对于这种做法感到愤慨。

　　我记得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既觉得好笑，又对中国父母有些同情。此前不久，我在北京一所大学当老师。期中考试前后，我收到学生和家长一些可爱的礼物，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地希望能在考试方面得到关照。这种送礼以换取积极考量的行为是一种完全标准的做法。学生们惊讶于我的惊讶。

　　那年年底，我向学校提交学生的最终成绩，结果系里告诉我，我打的分数太低，应该修改，不能拉低学生的平均分。如此低的分数会对我的绩效评估和年终奖不利。校方表示，如果学生成绩不好，应该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机会，直到通过考试。让他们得高分是我的责任，也关系到我的奖金。

　　这些算不算腐败？这种处境下的其他人肯定不认为这是腐败。在中国被视为腐败的行为与我们理解的缺少可比性，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规则。现在看来，即便在中国国内都是如此。3年前可以被接受的行为，如今显然不可接受。至于以后什么是可接受的，谁也不清楚。

　　不久前，我准备与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共进非正式午餐。结果他竟然告诉我，他要到我们约定的那天早上才能确认是否赴约，因为规则直到那一天都有可能会变。(作者梅里登·瓦洛尔，汪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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