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一周年：深化改革的“探路者”

　　在中国经济转型之际建立的上海自贸区，到今年9月底已经诞生一周年了。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临自贸区视察，作出了“上海自贸区有大未来”的期许。国务院同时作出决定，对一系列涉及投资高铁、石油勘探、盐业、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等领域的行政法规作出调整，放宽了投资资本、股比限制和经营范围等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包括民营、外资等原来被排除在外的资本被允准进入自贸区，而这些领域目前在自贸区外基本仍由国有资本经营。

　　在自贸区建立一周年之际由国务院送上的这个“大礼包”，其实并不是专门送给自贸区的，而是让这些法律、政策变化在自贸区作出探索，在条件成熟后即可向全国推广。而这正是国务院建立自贸区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一年来，上海自贸区根据中央的部署，在企业登记、管理、金融制度、贸易等各个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有多项已经由国务院向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优势已经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2013年上海自贸区挂牌之后，很多地方政府对其普遍抱有羡慕的目光。一年来，不断有地方向中央申请，希望开辟出类似上海自贸区的特殊地域。各地政府出现这种期望很好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批准，将一个地区圈占起来，建设成经济开发区，中央或地方政府在企业设立、用地、用工、金融信贷、税收等多个方面给经济开发区以特殊的优惠政策，使这些地区内的企业通过这种由政府开设的“小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这已经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

　　上海自贸区一年来的实践，渐渐地改变了各地政府的这种看法。正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自贸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自贸区的关键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高地，决不能成为优惠政策的洼地；自贸区的制度成果都必须符合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是苗圃，不是盆景。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理念，一年来，上海并未要求自贸区在促进上海经济增长、或者说为上海GDP的增长作出多大的贡献，而是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并且在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二是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三是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有序推进；四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业已形成。这些制度创新对于提高上海自贸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投资领域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发挥出来，并且已经向全国的改革产生了示范效应。

　　目前，全国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正在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但今日的改革与30多年前的改革已经有很大的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带有很大的草创性，提倡“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已经基本实现法制化，改革不允许突破现成的法律，但是一些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落后于当下形势的法律条文又亟待破局，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设立一个自贸区进行探路，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举措，它也能够对中央政府修改某些陈旧的法律条文提供有效的说服力。一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央设立上海自贸区，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探路者”来进行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它既保证了改革的稳妥，又以示范的作用推进了改革。

　　此次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挂牌一周年之际向自贸区送出的“大礼包”，涉及各个领域的开放措施多达31条，这既表明了中央对上海自贸区一年来运作的高度肯定，又表明了中央对自贸区更高的“探路”期望。而从此次开放的领域来看，其打开的市场准入空间更宽广，其开放程度已推向纵深，并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以预期的是，在上海自贸区未来的探路取得成功经验后，很快能够形成面向全国的制度，从而推动国内改革创新。这种独特的“探路者”角色，也正是李克强总理所希望实现的上海自贸区的“大未来”。

　　（周俊生，知名财经评论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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