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牵头“海外追赃”展现依法反腐

10月10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首次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亮相并接受媒体采访。据悉，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员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单位负责人士组成。下一步，将通过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等方式压缩外逃官员的生存空间。

近年来，腐败官员携款外逃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贪腐者通过外逃来躲避法律追究，不仅造成了国家巨额财产的损失，还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正。如何把逃往海外的腐败分子缉捕归案、绳之以法并追缴其非法所得，成为了当前反腐工作的重要议题。

事实上，通过法律的完善及各部门的努力，相关工作已经有了较大进展，并取得了诸多阶段性成果。此外，我国也逐渐重视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的司法协助协定或引渡条约，寻求相关领域的国际司法合作。同时，相关部门也在探索引渡举措之外的“劝返工作”机制。

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然而由于“海外追腐”机制历史长期欠债太久、难点过多，“调查取证难，人员遣返难，资金返还难”等问题长期存在，大量外逃腐败分子依旧逍遥境外，海外追逃工作仍然形势紧迫。

其中一个难点就在于，国际追逃追赃涉及职能部门较多，容易出现制度性失灵。“海外追腐”离不开国内多部门的分工协作，这也是本次中央成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该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各职能机关能够形成合力，共同运用好现有法律、条约以及良性国家关系等资源，将已有制度、机制的存量效果达到最佳化。

当然也须指出，要使“海外追腐”达到群众满意的局面，仅仅发挥现有存量资源还远远不够，还须坚持问题导向，从现存的难点入手，各个击破。

一方面，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约国，该公约为各国开展反腐国际合作提供了基本框架。可是，目前国内的立法与公约的规定仍存差距，亟待修改和完善。例如，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与国际刑事证据规则及国际惯例还未完全接轨，尚未建立提供协助国的合理费用扣除机制，也未建立赃款分享机制，从而导致国际合作不畅。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所缔结引渡双边条约还不能满足海外追腐的需求。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是腐败嫌犯潜逃的主要国家，但是目前仅有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三国与我国签订了相关双边条约。而未签署双边条约的国家却往往以“政治犯不引渡、死刑犯不引渡”等各种借口拒绝引渡。

面对如上情况，这既要求我们不断通过公正公开司法，改变国外对我国的误解，争取最大范围内的合作，也要求我们通过立法与司法技术手段，不断实现腐败犯罪非政治化。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在个案中灵活运用“不判处死刑承诺”，并建立相关长效机制，争取达成最大国际共识。

事实上，“海外追腐”是一个涉及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文化、民族习俗等多方面的庞大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法治现代化、国际化的渐进思维，通过法律、政治、文化、国际合作、民间交流等多重渠道，保存量、促增量，不断开创中国“海外追腐”的新局面。

（舒锐，法律工作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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