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新常态有赖新的市场主体

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还在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比如，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标）可以调，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损失、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种投资者虽然都是国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会将是一个权力相对均衡的状态，董事会上是有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我要讲的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常态。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经济增长在过去是怎样的，过去增长是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实际上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首先是不能持久的，其次可能是弊大于利的。何以见得？举例来说，第一是资源加快消耗枯竭，第二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第三是低效率，第四是某些部门严重产能过剩。这四个大家都能看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因为都忙于在超常规、超高速的增长，这样就产生了问题。

　　我们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增长可能会亏本。我们马上就要制订“十三五”规划，大家怎么考虑呢？我参加了讨论，发现有两个认识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究竟中高速增长多高呢？7%左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6%~7%或者6.5%~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后有可能还要低，即使是6%，在全世界来看，同样是中高速增长。

　　与之相对的一个认识，就是观念在改变。我们过去的观点是经济增长率是硬性的指标，因为这样才有权威性，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问题。应该说目标增长率不应该是硬性指标。我们过去的做法，中央的（指标），全国人大一通过；地方的（指标），地方人大一通过，就成为铁板钉钉了。必须为完成这个硬性指标而努力，就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压力。大家都觉得既然全国人大通过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顾形势的变化。这样就导致了要完成这个目标，出现各种产能过剩现象、信贷超标现象。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还在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比如，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标）可以调，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损失、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你要进入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应当注意改革要配套。因为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个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几个改革。

　　第一个改革是要建立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就是秘书长（国资委秘书长阎晓峰）所讲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次的改革，着重在资本配置机制的改革，怎么把这么多国有资产用活？怎么让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因为各行业是不一样的，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这些按行业来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不同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竞争性的行业要看具体行业的情况而定，国家不一定控股，但是某些特殊的行业，国家还是需要控股的，也可能是相对控股，也可能是绝对控股。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种投资者虽然都是国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会将是一个权力相对均衡的状态，董事会上是有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迟早会让中国走上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产权激励机制，没有职业经理人制度搞不起来。如果全是官员调动职务来当总经理，就不是职业经理人，他是学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国有企业，国企的改制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需要职业经理人。供给方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企业咨询公司、猎头公司、企业家协会、经理人协会等等，他们把这些人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推荐经理人。没有中介机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为他跟一般的劳动者不同，不会自我标卖，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在那，不会那样做，主要是通过中介组织推荐进入。

　　德国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连续几年亏本，董事会不满意，他们需要找到新的经理人，于是去找咨询公司。（咨询公司）不是给你派经理人，而是先跟你定承包合同。这份合同规定第一年扭亏多少，第二年扭亏多少，到第三年才扭亏为盈，如果完成这个目标，按比例收取一部分盈利，然后再推荐经理人。很多地方这样做就成功了。因为咨询公司是带着一个团队去的，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这个团队会指出你的毛病在哪里，如果最后成功了，而且企业也同意，当初带团队的人便成为经理人。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条件，但中国迟早要有这样的市场，特别是竞争行业，还包括民营企业，如果要搞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也一定这样做。它有一个过程。公务员如果退休以后能够成为职业经理人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改革——建立独立市场主体。

　　第二项改革是收入分配的协调。中国现在收入分配不协调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现在还在土地确权。他们确权兴致非常高，原来我们去浙江那边，杭州、嘉兴农村刚刚确权，那里进村的路都进不去，全是炮仗。老百姓认为他的土地、承包地、宅基地有权证了，他的房子有产权了，你不能随便圈地，也不能随便拆迁，要不然用法律手段告你。这是产权改革深入到农村了，这对中国未来影响很大。我们在那里考察发现，土地流转加快了，家庭农场制起来了，这都是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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