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图
所以，从国际形势和国内一些民意看，中国这次高调支持俄罗斯红场阅兵的决定，是一招“险棋”，但绝对值得冒险。
险则险在这次高调挺俄，容易给欧美以口实，在舆论上大造中国和“乌克兰侵略者”俄罗斯为伍，坐实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对中国来说，自然是不愿意看到的。对于困境中的俄罗斯来说，将中俄死死绑定，借以自重，倒是乐见其成，也可以增强与西方谈判的底气和价码（这于去年乌克兰危机刚发生后，俄罗斯官方急于向世界散布中国支持的消息，后被中国谨慎澄清的故事，可见一斑）。所以，这次阅兵，已有西方媒体称俄罗斯借此寻求新盟友，所指非常明显。
但对中国来说，这顶高帽还是不戴为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深化，但绝不是“同盟关系”。高层是清醒的。这从上个月，习近平参加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可以看出来。中国依然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奉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理念。去年，外交部也强调了，中俄的安全合作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这种姿态，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度，在实际操作中，一定要谨慎坚持。
而对于国内民众的某些质疑来说，可能更需要做长期的解疑释惑工作。因为中国要恢复历史荣光，需要一个更加健康积极的国民心态。历史受害者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凝聚民族向心力，但也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排外心态。这点上，我们可以向俄罗斯学习，学会将民族的苦难历史，从屈辱史、受迫害史叙事方式，慢慢转向英雄的叙事模式。当然，这个英雄不仅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更应着眼于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
虽然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现实未必公平。作为亚洲主战场的中国，为二战牺牲了3500万军民，而欧洲主战场的俄罗斯，则付出了2700万生命的代价。这两个为二战胜利付出惨痛代价的国家，却在现实中碰到了历史解释权问题。
对俄罗斯来说，阅兵一方面是反击西方的制裁和集体抵制，另一方面，迫切需要通过纪念二战，重新树立欧洲“解放者”的角色，以抵抗在东欧等国来势汹汹的“去苏联化”。在俄罗斯看来，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无疑有着西方的支持，直接冒犯了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
而中国则面临另一个问题。
作为战胜国，中国与美、英、苏三国一同缔造了战后和平的国际秩序，只不过这个地位因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以及冷战的降临而流产。而中国因为中日友好的外交需要，以及在一些抗战问题上关涉两岸关系，所以在纪念活动上较其他二战国家低调很多。
因而，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二战叙事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占据。比如，国际性的二战纪念活动，多数在5月8日“欧洲胜利日”（俄罗斯定为5月9日）举行，犹太大屠杀纪念日被确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每年的纪念活动都备受全球关注，相较而言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翻开西方二战史著作，中国战场至今没有得到和欧洲战场相对等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二战历史解释权薄弱的一个表现。
就现实来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后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算，所以几十年间，历史问题总是成为两国关系的芥蒂，甚至在8月15日是“投降日”还是“休战日”的定义上，居然还有疑义。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战败国居然对战胜国“强词夺理”，真是咄咄怪事！从根源上看，还是我们没能牢牢把住对二战历史的话语权。
所以，从去年开始，中国立法确立了三个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9.3)、“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12.13)和“烈士纪念日”(9.30)，对抗战胜利的高调纪念以及主动参与世界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纪念活动，并不仅仅是表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硬态度，也是中国进行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途径，进而提升在现实国际博弈中的道义基础。（文/独孤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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