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文学的语言本体自觉

我们更应该重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优秀作家对语言的丰富性和表现力都追求不倦。汉代司马相如的大赋，追求对事物穷形尽相的发现和描述，是一种超级的语言试验，将古代汉语中的大量词汇活化在作品中，几乎可以看做是博物志和词类编，虽然对于效果，人们褒贬不一，但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语言空间。而诗歌从四言诗、五言诗到七言诗，从风谣古体到律绝词曲，都是在探索语言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中完成的。明清以降，小说和戏曲以白话为正体，更是在语言的口语化中寻求内在的精神解放。因此产生一类苦吟冥思的作家。唐代诗人卢延让有一首诗就直名为《苦吟》：“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还有以“推敲”著称的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散文家也不遑多让。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感叹：“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称为时代的百科全书，就文学语言的成就而言，也是空前绝后的，从诗词歌赋曲诔的经典文体，到灯谜楹联乡谣民谚和打油诗，从庄子、老子的名句隽语到《西厢记》《牡丹亭》的精彩唱词，从通俗易懂的《好了歌》，到刘姥姥的“饭前曲”，从黛玉宝钗探春湘云等群芳的诗歌雅集同题竞赛，到薛蟠等浮浪子弟们以悲愁喜乐为题的“女儿词”等，不胜枚举，堪称是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大观园”。

当代作家中，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的《受戒》和《大淖记事》可以为证；王蒙的语言风格被称赞为天马行空汪洋恣肆，铺陈性和诙谐性很强，贾平凹的古今杂糅文白互动，在雅与俗的两个边界上都达到了极致，刘震云的“弯弯绕”中隐含着作家的“坏笑”和诡异，张炜则以书面语的庄重和诗意沁人心脾。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问世之始，在专家层面上并未受到青睐，它能够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播讲而赢得众多的读者，至今都在反复播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遥经常是一边写就一边读给朋友和家人听，是将作品语言的可朗读性和亲近感都化到写作之中，包括“我们的少平”“我们的晓霞”这样的句式，都加强了作品的可传播性，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情感认同。莫言写于21世纪的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有很大的变化，其重要的标识，就是对小说语言的声音要素和接近口语化的自觉追求，探索从“可读”到“可听”的新的路径，《檀香刑》将“猫腔”的戏曲唱词融入其中，《生死疲劳》大步后退到章回体话本小说的体式，而《蛙》的私人信件的倾诉方式，也有一种“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错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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