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同志，“5%”比率似乎成了标准，中国的13亿人口中约有7000万同性恋者，这是媒体经常提及的数字。LGBT资本公司（LGBT Capital）创始人保罗·汤普森估计，中国的同性恋市场价值高达3000亿美元，仅次于欧洲和美国。
同性交友软件能获投资者青睐，在一定程度上与“移动化”成为中国同志群体的消费与社交方式有关。根据Blued发布的《首届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指数调查报告》，年轻的中国LGBT群体十分沉迷于移动设备——71%的所有受访者及76%的18至21岁的学生，在过去12个月内购买了智能手机，91%的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内用移动设备上网购物。即时聊天工具及社交媒体，包括微信和微博，已是中国LGBT人群最广泛使用的私人沟通工具。
接受本报访问的同性恋交友会项目主管戈多说，他在一次同志朋友聚会中接触到同性交友软件。之后在手机下载了两款，确实找到同志朋友。手机软件让戈多感觉踏实很多，看到中意的人就发信息。在酒吧里看到喜欢的人反而经常裹足不前，而且很多同志其实不喜欢经常逛夜店的人，“觉得这个人不踏实”。不过，戈多也说，和异性恋交友一样，同性交友软件也可能被使用者纯粹用来“约炮”。
在中国，同性恋仍是个带禁忌的话题。中国在1997年才将同性恋除罪化，到2011年同性恋才不再被视为精神疾病，但近年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包容度明显提升，去年尤其有几件事让同性恋群体深受鼓舞，也燃起舆论关注同性恋群体的兴奋点。先是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戴伟绅与华裔男友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登记结婚，接着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出柜”，中国女作家李银河在2014年结束之际坦承有个同居17年的变性伴侣。
随着国内外名人纷纷“出柜”，同志维权意识在中国也逐步抬头。“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和“首例同性恋职场歧视案件”等维权案陆续曝光。职场歧视案仍未下判，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则判处原告胜诉。
法官把“同性恋不是病”写进了判决书，同时列明同性恋“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案中原告小振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小振去年春节过后迫于家人压力前往重庆心语中心“治疗”，但他称，这给他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伤害，且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决定提告。
31岁的小振出生于广东省一个城镇，目前在北京工作，有一位交往两年的伴侣，这趟春节回老家，他想好好与父母再谈谈。小振说，中国社会对同性恋已比过去更包容，大城市又比三四线城市更能接受同性恋者，但主流媒体在传播相关信息时，还是带有歧视性，“比如一提同性恋就是爱之病”。
小振认为，手机交友软件大受欢迎的背后折射出一个事实，即同志交友的空间还是非常有限，不像异性恋可以在大街上牵手，“我们会引来很多异样目光，同志在公开场合想找伴侣，甚至不知道谁也是同志”，很多人因此转向网络。
2014年12月初，上海同志商务发布“中国首届LGBT群体社会环境调查报告”，对2400名来自一二三线城市、年龄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进行调查。数据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30%的受访者既不赞同也不反对，10%反对。
在深圳驾驶学校工作的离婚人士徐先生（36岁）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他本身不认同同性恋，但也尊重个人喜好。然而，如果他四岁大的儿子长大以后是个同性恋者，他会非常难过又无奈，“因为从人性道德伦理来说，这是很不正常的”。
责编：栾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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