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误解误用
之所以不吝笔墨地讲述“修昔底德陷阱”，是为了避免我们过于片面、过于简单、过于割裂地认识“修昔底德陷阱”。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也常常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
简而言之，中国面对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在日益复杂严峻的内外挑战之下仍能坚持和平发展，如何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真正接受一个快速崛起、和平发展的中国，如何确保中国梦的实现不因外部危机、冲突甚至战争而前功尽弃、半途夭折。
回顾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人们会看到，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激烈冲突，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它们如何回应彼此的政策选择，它们是迎头相撞还是相向而行，它们如何处理国内政治因素和“第三方因素”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决定着两国关系的最终走向。
当人们今天谈及“修昔底德陷阱”，更多的应当是想探寻中美两国避免恶性竞争、迎头相撞、爆发战争的路径，而不应用简单化的历史类比、固化的权力观念和僵化的战略思维来看待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
显然，当今时代与古代希腊相比有着巨大不同，当今中美关系与历史上的英德关系、美苏关系相比也有着巨大不同。在21世纪，中美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与19世纪、20世纪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人们常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同样是有严重缺陷的。
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
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从根本上也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
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结果。
世易时移，在当今时代，中美都需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其路径就是建立起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2013年6月，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不打领带的“庄园会晤”，他用三句话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奥巴马则表示将“探讨构建在互利互尊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
2014年奥巴马访华期间，习主席提出了充实新型大国关系的更多具体建议。
2015年9月，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也回应称，自己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他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应当看到，对于需要避免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陷入激烈冲突，或是因之将世界引向灾难，中美两国高层已经建立起战略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战略共识转化为相互接受的具体政策，让新型大国关系从纸面变为现实。
责编：宋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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