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而坚定地探索应对“修昔底德陷阱”之道，这是在21世纪作为一个成功大国的使命与担当
近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20%以上。有学者推测，按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23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一百多年来，当今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接近。
2016年开局的“十三五”规划，推动中国大踏步向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发。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越是接近实现梦想，越需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和定力，越需要谨慎而坚定地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重大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就属于这样的重大挑战。
“修昔底德陷阱”是从哪儿来的？
当今中国正面临作为内部挑战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体现外部忧患的“修昔底德陷阱”两大陷阱的复杂考验。
应当说，这两者之间是深度相联、紧密互动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些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很容易掉入发展停滞不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陷阱”，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二战”后到2008年，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西班牙、以色列等13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余88个经济体则落入这一陷阱，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巴西等国。
毫无疑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出以符合具体国情的方式应对一系列发展挑战的有效办法，包括有效规避收入分配不平衡加剧、过度城市化、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公共服务不足、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
当然，如果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外部战略环境动荡不稳，甚至是与他国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自然无从谈起。这就不得不谈到“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也是将军，是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这部著作探究了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的惨烈战争。
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
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本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
公元前434年，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在埃国政治人士的请求下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直接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雅典和斯巴达密切注视着这场冲突，它们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非常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
于是，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那里诉苦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拼命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斯巴达人左右为难，但对雅典崛起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而骄傲的雅典人也拒绝了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直到交战10年后，双方才达成停战协议。然而，这只是脆弱的和平，心有不甘的雅典采取了冒险政策，派兵攻打西西里岛，而这个岛上却有斯巴达的盟友。
更糟糕的是，在征服西西里岛失败之后，雅典内部发生政变，寡头政治支持者推翻了民主派政权。而斯巴达人从一直希望击溃雅典的波斯人那里得到援助，在公元前404年战胜雅典。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这一崛起力量被彻底击垮了。
但斯巴达因为常年征战不断、国力消耗巨大，不久后便被另一个新兴的力量底比斯打败，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终也不出人意料地走向衰亡。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
除了20世纪初期的英德冲突以及后来的美日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也被分别比作雅典和斯巴达，西方认为，前者是“民主和海权国家”，后者则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而美苏陷入一种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性、历史性大冲突之中。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说道，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
责编：宋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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