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茨·拉尔斯
民主炒过头就是“原教旨主义”
环球时报：近些年欧洲国家的公投越来越多，如瑞士6月刚通过公投否决了有关公民每月可“白拿”2500瑞士法郎的提案。今后，公投的方式会不会在欧洲外交决策圈成为一种时髦？
拉尔斯：对欧洲决策者而言，英国的这次公投让他们清楚意识到外交决策“外包”给直接民主是失败的，是不可取的。欧洲的外交决策今后不应当采取这样不负责的直接公投的方式。用民主公投来解决外交政治事务的方式不会在欧洲流行起来，因为普通民众并不了解很多复杂问题的各个方面。简单的直接民主公投有情绪性，并不会带来好的、理性的结果。
环球时报：欧洲国家的代议制以选举和议会立法为主要特征，近年来也把公投看成是代议民主的补充和修正。但从这些公投看，这种补充是否被滥用？
拉尔斯：在议会制国家，政府和议会是承担责任来做治理国家的决策的，但卡梅伦把政党和政府的工作直接“外包”给民众公投，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二位来考虑，这样的领导力是犯政治错误的。领导力的缺陷直接导致公投脱欧变成现实。但这不是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错误。往前看，我期待在议会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制度中，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公投脱欧这样草率的事情，不要让情绪来主导理性。
道布斯：我的观点很明确。最终还是要让英国民众自己来决定去留。这是民众的未来，而不是政治家的未来。我看不到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因为政治党派几十年来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金灿荣：公投在欧洲很普遍。政治家碰到难题就想推卸责任，动不动就搞公投，把问题交给老百姓去投票，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公投只能给老百姓特别简单的选择，必须把问题简单化，在某个具体事件上也许有效，可涉及多种利益交汇的国家问题时，用很简单的“一人一票”来决定国家的道路和命运是极不负责的。现在欧洲领导层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交给民众去投票决定，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主要还是因为整个欧洲的竞争力不如以前，超额利润和社会福利都在减少。国际化精英层的生活还可以，但一般老百姓的利益受损，某种意义上出现反弹、出现颠覆是必然的。
环球时报：很多人认为这次英国脱欧公投“虽然民主，但不科学”，充满情绪化，对民主的理解也十分教条。对此，您怎么看？
菲茨帕特里克：公投并不是简单的民意表决，需要当权者慎重考虑公投结果对国家未来政策走向的影响。卡梅伦政府从一开始就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决定与欧盟的关系，现在看来是轻率的。我认为，如今英国民众的情绪显然是非常激动且分化的。一些民众对这次公投的结果以及脱欧对英国的影响感到非常惶恐和愤怒。还有一些民众现在认为，只有阻止脱欧派主将、伦敦前市长约翰逊当选首相才能挽救局面。因此只要不是约翰逊，任何其他人都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而这种态度已为未来的英国政治稳定埋下另一个祸根。英国很难体面地过关，因为从28日的欧盟峰会上欧盟领导人和部分欧洲议员对英国的不满中，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金灿荣：代议民主一旦失灵，就让位给直接民主，但直接民主有先天性缺陷，只符合小国寡民状态，雅典城邦高潮时也就几万人，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状况根本行不通。而这次英国脱欧公投，直接民主和民粹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更容易犯错误。这次英国人投票完了才去看“什么叫欧盟”，太可笑了，但精英层讲的，老百姓就是不信。
达巍：西方把民主炒过头，政客又极端崇拜“最原始民主”，认为“越民主越有正当性，越有合法性”，再加上政客的不负责任，民主就变成了“原教旨主义”。“民主原教旨主义”就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理解太狭窄，全民公投就是体现了“民主原教旨主义”。而代议制民主是间接民主，就是“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协调平衡，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协调平衡”。
拉尔斯：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中，公投本身具有严肃性，公投不是一个玩笑。但就英国这次脱欧公投事件而言，西方民主社会需要反思。我认为，这次公投并非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失败，而是英国民主制度下卡梅伦政府的失败。卡梅伦在一开始推动和发起用直接公投的方式来选择“留欧”还是“脱欧”，这样做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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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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