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历史性
在许多中国人的看法里，西方各国一样都是西方。这是一种共时性的误读，其实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各国非常不同，不能简单还原为一个西方。同样，在许多欧美人的想象中，中国从来都是一样的国家，并无实质变化。这是一种历时性的误读。无论何种误读，实质上都是将需要理解的对象加以简单化，将其纳入自己熟知的知识体系，消除需要深入研究的陌生特性，以便容易解释，并按照自己所乐见的结果去解释。可是这种理解同时正是误解，反而导致知识交流和知识生产的许多错误。有个成语适合这种情况：削足适履。
这里只限于讨论几个与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的误读。首先是关于中国制度性质的历时性误读。这种误读完全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革命，其变化深度并不亚于欧洲政治的变化。第一次制度革命是周朝创建了天下体系。在此之前的中国并无成熟的政治制度，大概属于“酋邦”盟约体系。周朝通过创造天下体系而把酋邦格局变成万国封建制度；第二次制度革命是秦汉终结了天下体系，创建大一统国家。自秦汉以来，中国不再自认为本身即世界，但仍然自认是世界的中心。在很长时间里，大一统中国被似是而非地认为属于帝国类型的国家，但真正的本质在于它将天下的观念遗产转化为国家内部结构而成为一个“内含天下的中国”，即一个将世界结构化为国内结构的国家，可称为“世界模板国家”（a world-pattern country）。显然，继承历史遗产不等于没有实质变化，正如英国和法国虽然不再是帝国，但明显有着帝国遗产；第三次制度革命属于清朝终结之后的现代中国，它接受了现代国际秩序而成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现代中国也继承了大一统的遗产，因此不属于欧洲式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合众国”类型的主权国家。合众国是与民族国家并列存在的另一类现代国家——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事实上，现代大国几乎都是合众国类型，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由于移民问题，许多民族国家将来也有可能变成合众国类型，因此，在未来，民族国家或许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形式。
另外，天下概念也很容易被误读，因为天下概念有其理论用法和文学用法。作为理论用法，天下指的是世界、万民和普遍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即地理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三层合一的世界。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论化概括，来源于早期中国关于天下的几种各有偏重的理解，其中周公倾向于把天下理解为普遍制度，孔孟倾向于理解为万民之心，老子倾向于理解为世界万事的集合。在天下的理论意义里，天下的幅度包括整个世界。常见的一种误读是把“五服”等同于天下，其实，五服之外的“四海”（不是海，而是远不可及而尚未接触的地方）也属于天下，虽然四海尚未进入天下体系，但四海仍在天下眼界之内。理论上说，天有多大，天下作为“天之所覆”就有多大，因此，天下体系是无限开放的，决不是一个封闭的有限体系。假如作为文学用法，天下往往指的是所控制或统治的领域，常用于夸张表述，比如说“一统天下”通常指一统中国，甚至只是中国之一隅。如果把历史文献中的文学用法当成理论所指，那是学术失范。
另一个常见的误读是所谓朝贡体系。这个误读与费正清的影响力有关。“体系”意味着对体系内的成员有着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上的支配或控制。据此来看，古代中国只有朝贡制度，远远没有达到朝贡体系，因为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主要在文化方面，虽有政治册封之名，却无政权与军事支配之实；虽有朝贡经济交易，实为怀柔抚远之举而承受逆差之亏，因此，朝贡制度实在配不上朝贡“体系”之称。问题在于，大一统国家与帝国虽貌合而神离，并不追求对远方的控制，只求边疆安定，无须举兵劳民。不过，巴博纳斯倒是看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明朝的对外消极策略不及美国的“扩张性”策略多矣，美国积极的朝贡策略通过向多国征收加入美式天下的“会员费”或“租金”而为美国获取了巨大利益（P.18-19）。
还有一个对中国历史的误读是所谓外族统治问题（比如美国的“新清史”）。既然不能因为有的英国国王来自法国或德国就把英国看作是法国或德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也一样。中国历史上非汉人统治者几乎占到一半。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来都由各地人民混成，在远古中国（新石器时代到夏商西周），所有部落都属于农耕、渔猎和放牧的混合经济，当时既无铁犁牛耕也无驯马，故而不可能依靠单纯经济而存活，也就无所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分。被追认为中国始祖的黄帝所部就过的是放牧、打猎和农耕的混合生活，根据所居地理以及偏重游牧不断移营的特点，黄帝所部更有可能属于后世所称之蒙古族，可见游牧部族实乃中国的起源之一。春秋战国之后生产技术的发展才使中国分化为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因此，任何部族都有逐鹿天下问鼎中原的合法性。蒙古（包括匈奴、突厥等）、鲜卑（含拓跋部等）、契丹、女真、满族、藏族都不是外族，都参与了逐鹿中原，也几度入主中原或半有中国。所以，蒙古、契丹、女真、满族和汉人等各族人民都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
理解一个国家的本质关键在于理解其长时段的生长方式，尤其是理解决定其连续历史性的动力型。至于那些偶然事件或一时之现象，都只能说明“事件性”而不能解释“历史性”，而事件性只是说明了无影无迹的消失，历史性才贮存长久常在的问题。在前中国时代里，从蒙古地区到广大南方，从辽河流域到西域，都有文明发生，多达数十处，形成苏秉琦先生所称之“满天星斗”格局。苏秉琦先生认为，其中对形成中原核心文化最为重要的是从辽西至蒙古中部，经山西而南达晋南河洛地区的y型的文明交汇通道。我愿意补充一点：在y型通道的同时或稍后时期又形成了自山东过河南而通陕甘的文明交汇通道，同时还有自西南而达河南，自江南而上中原的文明交汇通道，与y型通道合起来形成“天”字形文明网络。尧舜时代之后，中原逐步成为中心，形成了许宏所称之“最早的中国”。接下来是“模范”三代，其中由周朝创造了天下体系。周朝式微时，各国为了问鼎中原而逐鹿中原，终于形成了连续不断两千多年的“向心漩涡”生长模式。我相信“漩涡模式”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连续生长方式以及多样一体的格局：无论文化成分多么复杂，都卷入在向心的漩涡中，汇合而成中国。中原文化所以为主，所以能够形成漩涡的向心力，则是因为中原最早拥有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因而形成领先的知识生产；能够建构具有时间优势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因而能够建立政治正统标准。同时，天下观念所主导的政治制度具有最大容量和最广泛的亲和力，使得任何地区的人民都有合法理由参与中国的建构，因此，舟车所至之处，万民尽皆主动卷入到“中国漩涡”之中。汉字、历史叙事和天下观念互相促成而形成以历史为知识之本、以天下为精神之维的意识世界。可以说，在中国的精神世界里，基本信念不是宗教，而是历史；基本视野不是民族，而是天下。
概括地说，中国由“满天星斗”格局逐步生长出网络式的天下格局，而天下观念和中国观念的结合又形成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向心运动的旋涡模式所产生的结果是大一统中国，即一个内含天下的中国。只有发现大一统中国的内在结构是一个容纳万民的天下结构，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既不是帝国，也不是宗教国家，更不是民族国家，也因此能够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是内敛而非扩张的，却得以吸收众多文化和卷入多地各部而变成一个大国。这是一个最简练理论版的中国故事，它表明了天下观念在应用上的演变，即由世界性的天下体系建构转而内化为国家内在结构的建构，同时表明，对于大一统中国而言，朝贡制度早已退化为一个中心国家的象征，而无支配性的“系统”之实。在这里讲述这个中国故事是希望能够有助于对中国有一个合理的想象，并且消除一些削足适履的误读，然后才能够去想象和分析未来世界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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