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手段”——背后是这些力量支撑
“2月份通常是美国官员忙着宣布制裁的月份。但如今，由于特朗普咄咄逼人，对美国的敌人大举使用经济制裁工具，美国政府正在大部分月份发布枪林弹雨般的制裁措施。”8月初，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称，有统计显示，仅在去年，特朗普政府就将近1000个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这比奥巴马在位最后一年多出30%，是奥巴马第一年上台时的3倍。
对于这一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美国对制裁的使用具有一贯性，另一方面制裁符合特朗普的个性，符合他的行事风格和政策议程。
去年8月，美国外交学会刊文称，美国使用经济和金融制裁的次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美国制裁政策始于行政或立法机构，引人注目的是，在美国总统1976年以来宣布的50多项国家紧急状态中，大部分至今仍然有效，包括卡特1979年发布与伊朗有关的紧急状态。据了解，执行、管理制裁的机构主要是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OFAC经常添加或删除被其列入黑名单的数千个人、企业和团体;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等也经常参与。
英国《经济学家》曾刊文称，人类在20世纪远比以前更频繁地使用制裁，尤其是美国历任总统和国会：1940年罗斯福尝试制裁日本，1956年艾森豪威尔制裁英国以结束苏伊士冒险，卡特总统利用小麦禁运和抵制奥运会惩罚苏联，里根制裁波兰以抗议后者实施戒严。美国国会也将制裁视为发泄怒火的“轻松、廉价”方式。1996年，洪都拉斯、哥伦比亚、意大利、日本等国都因猎杀鲸或海豚遭受美国禁运。接下来5年，美国对外国实施了85项新制裁。
实际上，制裁曾有“外交钝器”之称，而这与美国的制裁史有关。早在1870年，为报复英法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抓捕美国水手和商船，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对两国商品实行禁运。1898年，因古巴问题，美国对西班牙实行禁运。不过，由于执法能力不强，多数制裁流于形式。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绝对抵制”理念，称一个遭受联合经济抵制的国家就是一个即将投降的国家，但后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使其理论遭遇重大考验并折戟沉沙。1940至1941年期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东京决定参加二战。
总的来说，制裁作为一种干涉形式，被视为成本和风险更低、介于外交和战争之间的中间路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除相比军事手段风险和代价更小外，美国偏好制裁也因其实力优势，其他国家往往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受制于美国。
自“9·11”事件后，美国在冻结个人资产、限制个人金融交易方面授予财政部更大权力，而美国以及美元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使得美国政府的制裁在全球范围都能被感受到。有分析称，这次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遭到极力反对，但美国一旦实施制裁，欧洲金融机构将不得不跟随。2014年，法国巴黎银行因为帮古巴、伊朗、苏丹等国机构处理数十亿美元款项，最终被美国处以89亿美元高额罚款。2015年，德国商业银行因接管伊朗和苏丹客户的交易，被美国罚款14.5亿美元。
有欧洲媒体认为，美国以外的公司和政府的确可以选择其他货币来解决交易问题，但能够组织如此大规模国际交易的机构通常与美国银行有联系，几乎找不到与美国金融体系无关联的银行。而且，美国本身又是最大的消费国。
“美国以制造金融动荡为乐。”美国彭博社近日的一篇文章坦承，美国总统特朗普喜欢通过经济制裁手段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而且不担心风险蔓延到美国。文章称，奥巴马、小布什和克林顿都是在美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当选总统，而特朗普不同，他当选时美国已经历了数年经济扩张。
责编：吴正丹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