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体系中的“文明论”
“文明”二字，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原本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观念，代表了一种全方位、立体化的认识方法。
《易·贲》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天道自然，治国家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的时序；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类所从事的实践活动，都属于“人文”。“人文”的真正含义就是“文明以止”，就是人类改变自然、创造社会的实践的全部活动，都要自觉地意识到可能达到的界限。
章太炎1904年在《訄书》修订本《尊史》中批评中国唐以后历史研究说：“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他特别指出：“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著中，最接近于文明史的，是左丘明的《春秋》内外传（即《左传》与《国语》）和《世本》的结合：“盖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以为胠翼，近之矣。”
章太炎《尊史》高度评价《世本》：《世本》者，“杂而不越，转一机以持缕，为之于此，成文于彼，此其为有经纬本末而徵耆艾者哉！”这些论述表明，章太炎心目中的文明史，指的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全部成果，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精神、制度各种成果的总和。
由此可见，文明与文明史研究，本来就是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从福泽谕吉到康有为，从摩尔根到恩格斯，从汤因比再到亨廷顿，对文明所做出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文明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
（作者姜义华为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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