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实践与方法
主持人：正如上述各位老师所言，史学的“新”“旧”只是相对的概念，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指向。不过，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我国学者普遍接受或者就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而言，“传统史学”是指发端于西方、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史学，“新史学”则主要是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起来的史学新领域和新方法。在廓清了二者的概念之后，各位老师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介绍一下新史学在西方史学界的研究实践中是如何展开的？
张弛：以我较为熟悉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为例。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范式转型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中叶。在此之前，经典范式是把革命看成是一场资产阶级主导的戏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兴起，主要参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没落保守的封建贵族。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通过分析革命前社会阶层的变化、革命参与者的身份以及贵族状况，发现革命前的有产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激进，革命前的贵族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没落保守。把这两部分综合起来，发现有产者和贵族的区别好像并不大，换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导致革命的社会原因。那么如何解释革命？于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从文化中寻找原因，从而引起解释范式的进一步改变。文化解释逐渐取代了社会解释。学者们分析了革命前的阅读、书籍、沙龙、公共舆论等各种文化现象，他们甚至进一步分析言辞、观念，对陈情书进行“序列史”分析。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政治文化的概念。要说在解释革命起源这个问题上，新的范式是否更有说服力？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新的范式注意到了一些新材料，也借鉴了新的方法。
陆启宏：范式转换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的研究中也有体现。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材料，主要是使用审讯档案等材料。比起猎巫者的宣传册、猎巫手册等传统史料，法庭的审讯材料有着明显优势，因为审讯材料更客观地记录了巫术审判的一些情况，如审判的地点、受审者的情况、案件的大致情况、审讯记录、审判的裁决、没收财产的清单等。二是研究方法，即使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等。值得一提的是，“巫术”这一研究主题本身就是“新史学”的产物，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传统上被视为无意义的、不相关的或至多是不重要的奇闻轶事的行为和信仰（如魔法和迷信）被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经验加以分析”。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巫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历史学家倾向于进行地方性研究和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历史学家通过运用跨学科方法将巫术放在近代早期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例如气候变化、宗教背景、乡村冲突、国家建构、父权制等。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巫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认为，“关注的对象应该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为了理解过去的巫术信仰，我们需要从语言开始。我并不是仅仅指表达它们的术语，它们所假设的意义体系，还有语言如何使信仰获得认可的问题”。
吕和应：我想举一个关于新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例子，即关于犹太大屠杀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历史学家，还包括事件亲历者、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于是我们可以读到历史学家撰写的严肃历史著作，在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的回忆录，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及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关于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还有大量关于犹太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与历史学家在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具有绝对权威性不同，他们在犹太大屠杀研究领域并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因为那些幸存者的回忆录在某种意义上（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所谓的“零度写作”层次上）也具有重要的“话语权”。这样一项综合研究迫使历史学家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成果和资料被运用到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之中，也使得这一研究更为丰富且立体。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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