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怎样看待西方新史学
主持人：近年来，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对我国国内史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国内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世界史学者对西方新史学范式的接受和掌握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实践与方法呢？
陆启宏：西方新史学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以及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杨念群、黄兴涛和毛丹主编，2003年）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新史学的接受和实践。在新史学的各种流派中，对中国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新文化史，张仲民教授的《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2013年）一文专门介绍了中国大陆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世界史学界早期以译介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著作为主，不过近十年来，也开始尝试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记忆史为例，近两年发表的文章有孟钟捷的《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谈二战记忆的真实性问题》、黄艳红的《记忆建构与民族主义：近代塞尔维亚历史中的科索沃传奇》以及张倩红的《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等。
张弛：在我国世界史学界，法国史研究的新史学转向开始较早，这与张芝联先生的引介之功分不开。不过，从材料出发考察具体的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心态史为例，张芝联在《法国年鉴学派简介》（1978年）一文中就开始引入心态史。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心态史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再比如书籍史，国内翻译了不少书籍史作品，但是经验研究也不多。还有一些新史学问题如戏剧、教育，国内有学者已经有所关注，但研究力量较为分散。另有一些领域的研究相对集中，如性别史。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者就有人研究女性史，尤其是大革命时期的性别问题，这或许同法国大革命颁布过《妇女权利宣言》有关。除此之外，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还有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的研究，包括法国革命节日、1789-1794年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等，也都是比较新颖的问题。当然，我关心的领域很有限，所以判断不一定全面。
吕和应：这种情况在史学理论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以概念史为例，如今国内的概念史研究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领域、时段的历史都可以用概念史或者近似方法进行梳理和探究。其中显示出如下一些特点：首先，概念史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中国史方面，尤其集中在晚清和民初的时段。因为这一时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外来思潮遭遇、碰撞和融合的情况最为突出，有利于探究概念的流动、传播与接受。而在世界史研究中，概念史的相关讨论更多处在理论引介阶段。尽管像科泽勒克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关于概念史的源流及其核心概念（经验空间、期待视域）的分析仍存在难解与误读的地方，其与别的思想流派的关系——比如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英美分析历史哲学以及德国社会史学派——有待廓清的地方还有许多。其次，如何看待和评价概念史的讨论尚显不够。概念史本身具有怎样的认识论前提与其发展息息相关，如果不能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与掌握，很难有效地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利用好概念史这一研究工具。而这需要相关研究者对其起源、发展和因应问题的背景有进一步的挖掘，同时也要求学者具备一定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知识储备。如果不能达到上述方面的要求，那么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推行新方法、新范式都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难免会有削足适履和生搬硬套之患，更无法与现实情况有机结合。
主持人：正如刚才各位老师所谈到的，性别史、概念史等新史学研究在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正处于探索阶段，不过其蓬勃发展的趋势却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在从事世界史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这种新潮流、新变化、新趋向呢？
吕和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西方新史学潮流与趋向对于我们开阔世界史研究的眼界、提升自身的认知水平带来了有益启迪，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对这些思潮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甄别，杜绝生搬硬套和全盘照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结合史实与语境对新史学理论进行探究与考察，客观公正地看待各类西方新史学观点的优劣，吸收其中的有益成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张弛：在中国未来世界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如何把握西方最新理论与思潮仍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应结合中国自身国情与现实需要，取法西方史学的长处，避免被牵着鼻子走，沦为亦步亦趋的模仿，甚至过度吹捧业已脱离时代的观念与理论，亦即在“原创性、时代性”上积极发力。此外，在运用新史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把握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了解传统史学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知道既往的研究，就不知道怎么提问题，不知道如何分析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解释材料。如果你把法国无套裤汉误认为社会底层，怎么可能做好关于他们的文化史研究呢？如果你不知道国民公会斗争的焦点是什么，那么分析节庆很有可能只是浮在历史表面的。套用邓广铭先生的说法，世界史研究也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制度、目录。史学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单纯创新，创新的前提是解决问题。而没有积累大量的、集中的材料，研究也很难站得住脚，更谈不上创新。
陆启宏：近年来，我们在谈到新史学造成的弊端时，最为史家们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尤其在微观史学领域。还有跨学科问题，在学科日益分化的今天，采用跨学科方法对于历史工作者而言任重道远，它要求历史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汇合中实现突破和进步，这对培养和训练未来的历史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认真搜集和整理史料，扎实打好史学基本功，注重了解国际史学前沿的基础上，努力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话语体系。
主持人：各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我们介绍了西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概念，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实践以及怎样看待西方新史学，让我们这些青年后辈对二者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令人受益匪浅。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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