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能否诚实地面对历史，认识到自己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并为自己曾经做过的蠢事、或被自己伤害过的人真诚道歉和悔过，这是我们在反思文革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然而，现在看来，缺少忏悔正是中国对文革反思的一个致命缺陷。即便一些知识分子在其文革回忆录中，也鲜有忏悔的声音。不是没有人呼吁，从文革结束到今天的30多年间，有识之士一直在反对遗忘和呼吁忏悔，巴金老人就曾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多数人出于某些考虑，拒绝忏悔。

什么原因促使多数文革亲历者在面对历史时，不敢承认过错，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我想，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基因中缺少忏悔和赎罪的传统。中国的文化被李泽厚称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邻日本的“耻感文化”。如果说，“罪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并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那么，“乐感文化”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它更重视现世的快乐，企图通过人的伦常生活快乐中实现超越，忏悔并没有位置。因为忏悔的前提是正视罪的存在。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根源在于性善论，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人缺乏对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我们的文化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等，但就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生命的忏悔，充其量，我们只能做到“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用学术的语言说，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无需忏悔。

此外，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象当做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也就是说，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却不会忏悔。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中国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二是从生存环境的艰难造就的“灾民理性”，也使得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任不寐先生在《灾变论》中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我觉得用来解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很贴切。指的就是在灾民社会里，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为了生存，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总之，“活着”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为更好地“活着”服务的。

虽然千百年来，灾民并不经常出现，但人口膨胀、资源有限，贫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却一直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使得中国人的“灾民理性”发达，并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生存智慧上。各种形式的“厚黑学”、“潜规则”以及“官场文学”盛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承平时候也许隐晦一些，一旦灾难和危机降临，蛰伏的“灾民理性”便暴露无遗。当一个民族被“灾民理性”所支配，忏悔意识就只能是一种稀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