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灾民理性”与“乐感文化”又恰好互补。正因为中国人深知生存之艰难，才更重视现世的享受，也就缺少敬畏。两者一个侧重于物质层面，一个侧重于文化领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元素。

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第三个因素，要从权力对社会的主宰中寻找。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弱肉强食都是存在的，不过社会进化到现在，对强者有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约束。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权力主宰的社会，掌握社会公权力的人是社会的强者，实际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这导致社会向权力看齐，从而培养了人们的权力崇拜。在这种社会中，掌权者如果能够成为社会的道德表率还好，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的道德规范并不会高于普通人。从过往的历史看，权力占有者每每在历史关键时刻表现出的行为，与他们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是不相称的。当权力占有者——也包括垄断知识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对历史应有的担当，不愿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忏悔、甚至有意遮蔽历史真相时，想要作为跟随者的普通人去认识错误，自我惩罚，也就不可能。后者的策略是，既然首恶者都不认错，我也就不必认错，以此躲避良心的谴责，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自我麻醉。从群体理性看，这样做也许有道理。但群体的麻木不仁并不代表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责可以过去。别人的不忏悔并不能成为自己不作为的理由。

好在持此认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陈小鲁等人的道歉说明，作为曾经的加害者，他们并没有用多数人的错误行为选择为自己开脱，而是勇敢地选择了忏悔，这让人稍微宽心，表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

历史越向前，对文革的忏悔就越重要也越需要。随着时间的前行，那些经历过文革记忆的人渐渐老去甚至辞世，若不从每个民众和国家的层面上认真面对，文革那段错误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死结和另一代人危险的覆辙。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