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丹紅：給維權者一個“說法”

　　據報道，廣東省汕頭市政府應急管理辦公室12月5日披露，造成14人死亡的汕頭“12·4”火災事故的犯罪嫌疑人劉某，供認了因勞資糾紛買了40元汽油到該廠放火后逃跑的犯罪事實。這一場本不該發生的悲劇，是農民工極端維權行為超越法律邊界而釀成的又一起惡性案件。劉某從一個受害者，一念之差變成了一個加害者，面對他的可能是刑法最嚴厲的判決。

　　14個年輕的生命逝去，我們扼腕之余，應反思這個血的代價是否能警醒世人。原本一樁小事，為何釀成如此無法挽回的后果？為何近年來因勞資糾紛造成的刑事案件層出不窮？“你不給我個說法，我就給你個說法”。維權者往往是弱勢群體，他們對於通過常規手段獲得救濟深感失望，才會採用偷盜、搶劫、綁架等暴力手段或自殘、自殺、自焚等極端方式施加壓力討回“公道”。而這名犯罪嫌疑人“不后悔”的說辭更讓人覺得悲哀。

　　首先，權利救濟的規則要明確清晰，要為普通人所知。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救濟則無權利。我國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已相當完備，對於違法和侵權行為的法律責任都有規定，但這些規則不應該束之高閣，而應該通過普法讓市井百姓明白救濟之道。自己的權利遭到侵害，並不是侵害他人權利的理由。當權利遭到侵害時，應該找什麼部門，採取何種方法，普通人如果是一頭霧水，說明“書面上的法”並沒有深入人心，變成“行動中的法”。12月4日恰好是全國法制宣傳日，汕頭縱火案也讓普法蒙羞。農民工作為社會底層最需要法律救濟的人群，他們是法治社會木桶“最短的木板”，決定著整個社會法律意識水平。法治乃規則之治，明確的“說法”是社會糾紛的穩定器。

　　其次，在制度層面應當為普通人維權創設實現的條件。目前社會上的勞資糾紛頻仍，農民工的維權依舊艱難。公司企業的工會組織，本來是職工的“娘家人”，積極為工人排憂解難，但現實中往往失靈。勞動爭議仲裁機構作為解決糾紛的常規渠道，時常因地方保護主義而失去保護勞動者的立場，加之很多小額的勞資糾紛相對而言維權成本太大，維權周期太長，又很難獲得專業律師的幫助，即使在隨后的訴訟中也往往不佔優勢。法律援助的范圍有限，申請的條件苛刻，很多無助的勞動者不能及時獲得救濟，就可能因為情緒的積怨而走向極端。

　　最后，職能部門應加大企業違法成本，防患於未然。之所以不少企業存在惡意拖欠員工工資的情況，是因為企業的違法成本太低。一些企業不注重保護員工權益，有意無意地變成“老賴”。農民工通過艱難的維權，最后拿到工資，企業未因此而受罰，於是企業違法成了常態。當地的行政管理部門如勞動保障局等不能縱容企業違法，應該加大監督和懲罰力度，發現企業有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惡意辭退員工、長期拖欠工資等違法行為，“該出手時就出手”，處罰不要手軟。隻有增大企業的違反《勞動法》的成本，才能減少引發勞動者不滿的隱患。

　　明確權利救濟規則，創設維權實現條件，嚴格企業責任，這些長效性制度建設，應該重於為當地企業“保駕護航”的功利目的。也隻有從根子上注重勞動者權利保護，才能掐滅這種害人害己的極端維權沖動和火苗。(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