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藍欣：反腐應向前看而非向后看

　　在一些關心國事的圈子中，法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分析家托克維爾的大作———《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1856)正激起熱烈的討論。有些人認為，托克維爾對大革命之前法國社會的描述，與當下的中國，特別在政權與社會的關系方面，頗為相似：經濟仍然相對穩定，但不乏民怨，並主要撒向社會政治精英層。但我們在實際操作中還須考慮反腐的積極社會作用。

　　托克維爾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法國大革命的本意，不是摧垮所有的舊體制，更不是刻意制造無政府狀態。恰恰相反，它的初衷是糾正舊體制的弊病。但事與願違。舊體制中的三個主導階層，即三級議會中的僧侶、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之間已形成各自為政的利益集團，與波旁王朝的合法性日益脫節。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政府體制十分腐敗，既得不到三級議會的同情，更得不到民眾的支持，一旦有人揭竿而起，這個王朝便轟然倒塌，沒有一個階層願意出來拯救原有的體制。但這種類型革命的發生不是必然的。事實上，法國大革命造成更加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最終導致向極權的拿破侖體制回歸。法國的政治體制在大革命后一直不穩。經歷過兩次帝國，兩次王朝復辟，五次共和的動蕩，直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第五共和國才不再折騰。

　　此外，我們要搞清楚托克維爾究竟是揭示“法國特色”的政治規律，還是要以法國這個特例昭示某種全球共有的革命起源理論？事實上，兩者皆有。他的一個重要結論是言論自由對制度反腐將起決定性的作用。言論自由有利於群眾積極參與，而不是消極觀望，所以我們必須重新拾起黨的群眾路線這個制勝法寶。國家的盛衰，在於人心向背。中國的現狀與1789年的法國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精英階層的主流普遍明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但是，以反腐為先導的下一步改革能否成功卻取決於它會不會削弱甚至摧垮政權的合法性。

　　因此，我們不能誤讀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經驗，隻強調反腐在當下的政治作用而忽視反腐舉措對社會穩定的實際效果。反腐下手要穩准狠，但不能曠日持久地折騰。筆者以為，既然腐敗的主體是體制本身造成的，且積累了相當一段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運動式做法並不適用，同時也不現實。因為多數腐敗行為不是貪污，而是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合法”行為，從倒賣進口批文到國企上市股權的攫取，要倒回幾十年去追溯，法律上証據不足。

　　不能否認，“文革”期間的“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發動群眾方面是有一定效果的。從某種方面來講，在21世紀的互聯網時代，它已經開始自行恢復，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所以我們必須因勢利導，使它為社會氛圍的改觀做出積極的貢獻。同時，應當採用類似南非在種族歧視結束后“事實與和解委員會”的模式，允許體制內的腐敗者在限定時期內選擇自首並繳納相當數量的罰款，然后一次性在法律上加以赦免，解決過去的腐敗問題。這決不是諱疾忌醫，而是治病救人，關鍵在於群眾的廣泛參與與支持。對証據確鑿的“大老虎”一定要揪出，但關鍵要樹立向前看的社會氛圍，要對今后的腐敗行為建立極其嚴苛的，公開的，以國法，黨紀和媒體為主導的三位一體的監督體制，並在實踐中絕不姑息。(作者是瑞士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