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賢：實名“舉報”中國人口學會會長張維慶等人【3】

五、張維慶領導的中國人口學會繼續誤導決策

計生委和中國人口學會的預測一次次破產。面對強大的呼吁停止計劃生育的民意壓力，國家計生委和中國人口學會也知道難以阻止人口政策調整了。他們採取以進為退的策略，阻止停止計劃生育。張維慶表示，計劃生育政策改革正在研究之中，相關行動計劃已經起草。他的方案是逐漸放開二胎，由目前的“雙獨”（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生二胎改為“單獨”（夫婦中一方是獨生子女）也可以生二胎。張維慶說：“任何政策改進都應是漸進性的，並考慮到不同地區的情況差異。” [16]田雪原也提出“單獨”生二胎的建議。

但是張維慶的建議的理論依據是錯誤的，因為他認為“中國全國生育率約為1.7”。[17]2000年、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均証實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別隻有1.22、1.18，《中國統計年鑒-2012》也顯示2011年生育率隻有1.04，而張維慶在2012年仍然大言不慚的說中國的生育率還有1.7。要達到張維慶所說的1.7的生育率，那麼80個婦女、136個孩子大致是這樣分布：10個婦女不生育（中國有1/8人群不孕），4個生四孩，14個生三孩，26個生兩孩，26個生一孩﹔136個孩子中16個（11.8%）的來自四孩家庭，42個（30.9%）來自三孩家庭，52個（38.2%）來自二孩家庭，26個（19.1%）來自獨生子女家庭。2010年城市化已經為50.32%了，農村獨生子女比例也不低，新生孩子中隻有19.1%來自獨生子女家庭？根據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水平，即便停止計劃生育，補償性出生高峰后，生育率也難以穩定在1.7。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翟振武說，計劃生育政策還要繼續實行，中國所面臨的嚴重問題是人口數量過大，必須控制生育率，韓國、日本的生育率隻有1.1、1.0，我們現在離得還很遠呢！[18]他認為，將來即使放開二胎，對第三胎也會有管理。他說：“那種認為放開了二胎政策民眾也不會生的觀點，本身就自我矛盾，‘既然這樣，那你還主張放開二胎干嘛？就別主張放開二胎了。’”[19]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張為民是2000年、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實際主導者，對中國人口數據十多年的亂局應該承擔歷史責任。2000年普查后他率先否定客觀數據，以漏報為由修改生育率﹔2010年普查后，在“六普”之后他再次得出這樣一個明顯不符合邏輯的結論：“預計中國將在2032年前后達到人口零增長。” [20]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蔡昉繼續將人口高利貸“論証”為人口紅利，將中國年輕勞動力絕對數量的下降“論証”為劉易斯拐點。我在《大國空巢》和多篇文章中已經反駁了他人口紅利理論、劉易斯拐點理論。他現在除了繼續推銷他的這些理論外，還認為調整生育政策“在可見的時間裡，不會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有積極貢獻”，以此動搖決策層調整人口政策的決心。[21]

中國目前經濟問題的核心是內需不足，主要原因是計劃生育導致消費者數量不足。停止計劃生育的補償性出生高峰以及其后的較高生育率（“造人”）相當於給經濟裝上了起搏器，所帶動的一個龐大產業鏈（從孕婦服飾、嬰兒奶粉、尿褲、哺育用品、洗護用品、嬰童服裝、寢室用品、車床、玩具、游戲軟件、幼教用品、多層次教育，到房地產、汽車等幾乎所有方面），對內需的拉動作用遠遠比房地產和汽車要大。最重要的是，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將推動今后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二戰后，發達國家就是因為嬰兒潮拉動了消費，提供了年輕勞動力，而迎來了幾十年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停止計劃生育可以大大改善中國的消費結構和經濟結構，怎麼可能“不會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有積極貢獻”？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李建民在《中國發展報告2011/12》中恐嚇說，即便是全面放開二胎，頭幾年總和生育率會超過4.4（意味著每年出生4700萬，是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22]

筆者在《放開二胎，不如停止計劃生育》中駁斥了李建民的這一謬論。[23]北大的李建新、中國社科院的王廣州等人口教授也不認同李建民等人的預測，他們都認為全面放開二胎的話，生育率不會超過2.0（停止計劃生育后的生育率隻會略高於全面放開二胎）。王廣州在博客中說：“今天看了報告總和生育率4.4的出處，直覺認為該研究和研究結論差的碼子不是一般的大。第一，堆積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釋放干淨，比如3－4年﹔第二，新增一孩育齡婦女不可能馬上生育二孩。這就是所謂總和生育率法的缺陷，分母是不區分婦女的孩次結構的。所以，時期生育率指標已經不反映客觀實際，已經失去測量的意義。” [24]王廣州推算，2013年全面放開二胎后，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生育率均值分別為1.93、1.88、1.87、1.82、1.8，0歲人口均值分別為1954萬、1905萬、1881萬、1823萬、1789萬。[25]停止計劃生育的補償性高峰隻會略高於全面放開二胎。李建新認為：“慣性思維下，我們都大大低估了生育率‘不反彈’的風險”，“但凡有人口學知識和正視我國人口現實的學者，都會對放開二孩生育率反彈超過4.4的預測心生質疑。但是《中國發展報告2011/12》居然就用了這背離中國現實的預測方案作為預警選項，這是嚴重的誤導。也許決策者看到這結果后卻又裹足不前了，再一次延誤了糾錯的良機。”

六、人口政策調整要師出有名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人口政策調整要師出有名。張維慶、李建民、田雪原、蔡昉等人的各種漸放二胎方案的“學術理由”（比如認為現在生育率還有1.7，放開二胎后生育率會上升到4.4）根本站不住腳，他們的建議是名不正、言不順。但是他們仍然像過去那樣用虛假的數據進行“人口恐嚇”，然后像城狐社鼠一樣躲在“政治裝甲車”裡，緊緊掐住“政策連續性”這一政治“七寸”，判斷決策層會投鼠忌器。

“政策連續性”不是名正言順的理由。人命關天的事情是不可能“政策連續”的。當年“大躍進”沒有因為“政策連續”而平穩過渡。2003年SARS爆發，最開始是貪圖“政策連續”而掩蓋真相，很快呈燎原之勢﹔后面王岐山這個“救火隊長”臨危上陣，一舉扑滅SARS，盡收民望。

人口政策調整需要有學理依據。兩次人口普查都証實了生育率隻有1.2左右，說明中國早就錯過了停止計劃生育、鼓勵生育的時機。停止計劃生育后，既不會出現超出社會承受能力的補償性出生高峰，今后也不會因為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而出現人口膨脹壓力。網絡民意在2006年就已經一面倒支持停止計劃生育，知識精英在2010年后也達成了停止計劃生育的共識。停止計劃生育已經是勢在必行、名正言順。

2012年11月29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在《財經》年會上表示，[26]“我們現在維穩是這套，反正你這個地方不能出事兒，怎麼不能出事兒，你自己想辦法。計劃生育是這一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來，至於怎麼不能生下來，還問我嗎？自己想辦法去。……我把它叫做‘作惡授權’。……為了達到我的目標，你可以不擇手段。……形成了一個整個的和法治社會格格不入的政府的運作模式。”

孫教授認為 “如果還能夠用體制內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隻有一個辦法，第二個辦法都沒有。什麼辦法？攔腰一刀切斷，……把過去的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想個辦法一攬子解決，然后從今天開始重打鼓，另開張，輕裝上陣，不留后患。……越及早切割越主動，越晚越被動。而且如果拖下去，將來能不能切割都是一個問題。……就現在的情況來看，老百姓還殘存著一點對我們政府的信任和感情。由於這一點，有的問題真的解決不了了，有時候你道個歉，意思一下，有的人說不定還會感動的淚水漣漣。但是我覺得，問題淚水漣漣可能漣漣不了幾年了，5-10年到頭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了。如果到時候他都淚水漣漣都不淚水漣漣了，那怎麼辦？那就說明切割的條件已經失去，切割的機會已經錯過，切割都已經不可能了。”

我非常認同孫教授這一觀點，人口政策要勇於切割。幾乎所有人（包括國家領導人）都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受害者，為什麼還遲遲沒有廢除？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李克強任組長）宣布了國家計生委、中國人口學會過去十多年的預測全部破產，他們已經毫無學術信用可言，沒有資格再插手人口政策。將人口政策的話語權交給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相當於將是否判處死刑交給死刑犯自己決定一樣。

計生委和中國人口學會已經做好了腳底抹油的准備，比如，獨生子女政策的重要參與者田雪原認為他們早在1980年就提出獨生子女政策隻能實行30年，是國家領導人沒有嚴格遵照他們當初的設想在2010年及時停止獨生子女政策。張維慶、蔡昉、李建民等人宣傳說，國家領導人連他們所提的漸放二胎的建議都不接受，就更加不會停止計劃生育了，因此人口政策遲遲不動責任不在他們，而在國家領導層。經過這種輿論炒作，久旱盼雨的人們還真將張維慶、田雪原、李建民這些“閻王”當成了“送子觀音”。在“政策連續性”的掩護下，當事人（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界）華麗轉身（殺害楚懷王的英布成為漢初大將）﹔受害者（新決策層）反而需要承擔歷史責任（項羽替英布承擔殺害楚懷王的罪責），全盤接受計劃生育這一政治包袱。

由於人口有20多年的滯后性，人口危機還沒有全面爆發，計劃生育的政治包袱還沒有“浸水”，還拖得動。但是今后四億老人老無所養，四千萬光棍找不到老婆，人口總數有上億對不上數，“水淋淋”的政治包袱將拖垮一切！現在停止計劃生育的阻力在於面子問題﹔但是今后連裡子都沒有了，面子還有什麼意義？

應該採納孫立平教授的建議，主動切割，果斷停止計劃生育、撤消計生委、解散人口學。這是舍車保帥的最后台階。最后的台階還不下，今后隻能跳崖了，將非常被動，無法向歷史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