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被害人“惡逆變”是對無辜者的綁架

12月24日，河北豐寧縣第一中學門口附近，殷鐵軍駕車撞倒23名學生，其中13人住院治療。

在可預期的刑事訴訟流程中，此案的提起公訴、排期開庭、作出裁判自會依循司法的邏輯漸次推進。而不可預期的是，裁判未必意味著定分止爭。此案的起因，同樣源於一起刑案的判罰。殷鐵軍的女兒3年前被害，4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死刑和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殷不服此判多次上訪。在上訪無果后，作為被害人家屬的殷鐵軍搖身一變成為加害人。

這樣的“惡逆變”並不鮮見。盡管網絡上不乏對肇事者的同情，但“弱者抽刀向更弱者”的報復性傷害本身，沒有任何可同情之處。相對於肇事者所感到的不公，僅僅因為在某個特定時段、走在某個特定地點就被撞傷的孩子們，又到哪裡去尋找他們的公正？即便未來有一個公正的判決，孩子們也不希望被撞。

“弱者抽刀向更弱者”還正在成為一種“惡傳遞”，傳遞的指向，都在社會底層。而底層民眾亟須的，恰恰是守望相助，而不是相互踐踏。

近年來，類似案件並不罕見，評論者通常會給這些個案貼上“報復社會”的標簽，但“社會”何其無辜，要受此冤屈並被報復？如果有人憤然於司法不公，那麼社會力量正可動員起來監督司法，確保其依法而為，有錯必究。因司法不公而報復社會，豈非打錯了靶子？

當然，在防止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惡逆變”上，社會可以做得更多。比如，當殷鐵軍不服女兒遇害案的刑事判決，一些社會組織能迅速提供法律援助，在合法的管道內尋求救濟。另一些社會組織則迅速提供心理輔導和經濟幫扶，在精神和物質層面提供實質幫助。社會組織的繁榮與社會力量的壯大，有利於創造一種基於社會自我調適的穩定。

而那些試圖追問校園安保的延伸、檢討警察路面執法的覆蓋率，各有其理，卻難免奢侈。因為再健全的校園安保也不大可能延伸到學生回家的每一個路段，再勤快的路面執勤也不可能及時制止每一起突發性刑事案件。

強調社會責任並不是要否認司法責任。法律人常感慨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未必一致，因此司法公正也未必意味著絕對的實體公正。公正是追求，也是希望。可以暫時失望，但不能讓人喪失希望。至少司法機關在程序公正上理應給民眾一個交待——比如，尊重每一位被害人（或其家屬）的訴訟權利與合法訴求，在上訪之外提供一條更有效的救濟管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