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改變了文革式的話語體系,社會才進入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但是30年之后,我們改革開放進入了攻堅期、深水期,實際上我們的話語體系中有很多套話、空話,把改革的銳氣纏住了。 |
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
王義桅(同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談到文化崛起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們講文化崛起的時候內外反差非常大,老百姓覺得我們文化在墮落,但老外感受到中國的文明崛起。如何消弭內外感知反差?第二個問題,中國文化走出去,如何取得像與中國經濟影響力相匹配的國際影響力?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文化如何超越傳統地域型、農耕型和內陸型,為“全球中國”崛起服務?換言之,中國要通過自身文明轉型引領人類文明轉型,才能確立領導性國家的地位。
世界需要中國夢,中國需要世界夢。現在滿世界都是美國那套普世價值和治理方式。世界需要另外一種選擇。在提到“中國夢”的時候,實際上我們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現在大家都在做“美國夢”,這很危險。美國霸權對中國的最大威脅就是中國的美國化,即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美國化,人人都想住大房子、坐大車子。世界上除了美國夢外還有歐洲夢。與其做別人的夢還不如做自己的夢。同時,中國也需要做世界夢。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
汪暉:今天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政治領域的政黨國家化,第二個是政府公司化,第三個是媒體政黨化。這導致了一個結果,即政治議題往往由媒體設定。但這種設定常常會隨著市場需求和媒體自身利益產生不斷變動。這種變動對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影響很大。因為它會鼓勵政客媒體化,也越來越鼓勵知識分子政客化,他們都不再是從持續的、比較清晰的政治價值和文化的價值出發,而是機會主義的短暫表演。通常來說,媒體背后的經濟力量很大。現在一個趨勢是傳統知識分子文化在衰落,知識分子文化隻有變成了媒體才能活躍,不然就不能生存下去。在這個背景下,如何形成一個具有活力的真正的思想文化空間,而不是現在大家嘲諷的公知文化,是一個真正的比較嚴峻的課題。
韓震:我覺得知識分子必須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自己的觀點,在這個基礎上盡可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比如我們寫了很多文章,嘴裡說著要有理想信念,但心裡不知道什麼是理想信念﹔我們談社會主義,卻不知道社會主義追求什麼﹔我們談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的觀點是什麼我們不研究。我覺得現在之所以中國話語
不被接受,不被外國人理解,就在於我們沒有目標,只是在那裡說而已。
陸建德:我們要跳出一些簡單的概念劃分。比如民主或言論自由,兩者都不能脫離歷史來談。我們更要看到每個社會有怎樣的說話前提,言論與法律或法制是什麼關系。如果說話完全不顧現有法律,那就有問題了。故意打所謂政治牌的表述本身顯得比較幼稚。我希望我們以后表述能更豐富,但要防止一種過分政治化的陷阱,從莫言得獎轉到言論自由就是一例。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批評英國小說家喬治·奧威爾,認為后者的《1984》這部小說把一切東西貶低為政治,這本身就是一種專制主義的表現。一旦我們有一種平和的心態,我們更會看到事物的復雜性,社會就可能稍微變得平和,這樣我們最終會建立起比較好的共同體。
宋榮華:我覺得中國文化要走出去,需要解決三方面問題。一個是文化的現實性,文化要接地氣,也要與現實生活相結合。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人家可能聽不懂,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很感興趣。我們為什麼不把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的故事、經驗和教訓整理成文化產品?中國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與鄰國通過談判,和平、妥善地解決了很多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其中有很多美妙的故事,不正是可以証明中國是多麼的愛好和平嗎?但是這些方面的可讀物太少了。此外,文化還要具備時尚性和大眾性,才能讓人家樂於去接受這種文化。解決這三個問題,我們的文化才能解決好走出去的問題。(2012年12月22日“環球時報年會2013:未來十年的中國和世界”在北京舉行,第五議題“未來十年的文化崛起:詮釋中國話語”由央視英語頻道主持人楊銳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