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答中國三問【2】

　　我們怎麼辦？

一是不再追求用暴力的革命，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社會弊端，而是提倡一種和平的，漸進的，逐步推進的變革﹔二是不把實現理想的希望放在遙遠的“將來”，而是要把理想的實現變成“現在”的實踐﹔三是不把“獻身精神”理解為無條件地犧牲個人，而是強調個體的精神發展與為社會貢獻的統一，是為了實現個體生命價值而為社會服務，並在服務過程中尋求、實現人生意義和享受快樂。

魯迅在一次和北京的大學生的談話裡，講到“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隻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因此，他勸告青年學生：“我們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社會上的實際問題也要注意些才好。”（作者注：《今春的兩種感想》，收《集外集拾遺》，《魯迅全集》7卷）

魯迅的這一告誡看似平易，並非高論，卻是大有針對性。他曾批評當時的一些作家“所感覺的范圍卻頗為狹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於是就陷入了“顧影自憐”。（作者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收《魯迅全集》6卷）這大概是當時的時代病吧。——在我的感覺和觀察裡，當下的一些中國人，包括年輕人，恐怕也患有這樣的“顧影自憐”病，或者還有點“顧影自戀”。這都是魯迅說的“眼光收得極近”。

魯迅在1920年代還向年輕人發出這樣的呼吁：“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去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居住的。”（作者注：《雜感》，收《華蓋集》，《魯迅全集》3卷）在給許廣平的信裡，他又作了更明確的申說：“我看以前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個題目，都繳了白卷。”（作者注：1925年3月18日致許廣平，收《兩地書》，《魯迅全集》11卷）

魯迅對青年的這些告誡，有兩個基本點，一是要目光放大，走出個人小圈子，關心“社會上的實際問題”﹔二是不要把希望放在“過去”或“將來”，而要“執著現在，執著地上”。在我看來，魯迅強調的這兩點，對今天許多中國人和青年所關注的“我們怎麼辦”的問題，是有很大的啟示意義的。下面，我想就此作一些個人的發揮，不一定恰當，僅供參考而已。

我曾經和青年志願者討論過我們這一代老理想主義者和他們這一代的新理想主義者的共同點與區別。我說，理想主義者，就必須像魯迅說的這樣，不能隻關心個人一己的悲歡，要放大眼光，關心社會的實際問題，對社會、國家，以至世界、人類都有所承擔。在這一點上，今天的理想主義的青年，和我這一代人，以至魯迅那一代人，都是有著繼承關系的。

但我們這些從革命年代成長起來的理想主義者，都把希望寄托在“將來”，而我們所期待的“將來”，又是一個徹底地、一勞永逸地消滅一切不合理制度的理想，實際上是一個烏托邦的理想，是具有彼岸性的，我們卻試圖用專政的強制手段在此岸實現，就走到了理想的反面。

我們這一代人也重視“現在”的奮斗，但卻強調“現在”必須無條件地為“將來”犧牲。這樣的理想主義，精神固然可嘉，但在社會實踐中卻很容易被利用，帶來很大弊端，甚至造成了災難。

今天的年輕人在堅持和發揚前輩人的理想主義精神，例如強烈的人文關懷、底層關懷、承擔意識、獻身精神等等的同時，也還需要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作出一些必要的調整。

在我看來，主要有三點，一是不再追求用暴力的革命，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社會弊端，而是提倡一種和平的，漸進的，逐步推進的變革﹔二是不把實現理想的希望放在遙遠的“將來”，而是要把理想的實現變成“現在”的實踐﹔三是不把“獻身精神”理解為無條件地犧牲個人，而是強調個體的精神發展與為社會貢獻的統一，是為了實現個體生命價值而為社會服務，並在服務過程中尋求、實現人生意義和享受快樂。

為此，我將魯迅所說的“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思想，作了新的解釋，並借鑒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的“存在革命”的理論，提出了“靜悄悄的存在變革”的思想。

在有關文章裡，有詳盡的解說，這裡僅說其要點。簡單地說，就是一句話：從改變自己和身邊的存在開始，以“建設你自己”作為“建設社會”的開始。或個人，或集合志同道合者，按照自己的理想、價值觀，做有限的可以做到的事。當許多人奉行個人中心主義，我們這群人卻嘗試“利我利他，自助助人”的新的倫理﹔當人們沉湎於無止境的物質享受，我們嘗試一種“物質簡單，精神豐裕”的新生活﹔當整體的教育失去了意義，我們在自己的課堂裡努力創造有意義的教育﹔當學術越來越體制化、知識化，我們則進行一項項獨立的有人文關懷的研究，等等。

這裡包含了幾個理念。其一，不直接和現有框架和體制對抗，而是在現有框架內加進一個異數，創造具有內在對抗性的“第二教育”、“第二學術”，以至“第二政治”。這看起來似乎是一種退讓，其實是著眼於社會基層的基礎性的變革，這樣的基礎變革，是更為根本的，積累到一定程度，上層建筑不變也得變。

其二，從“現在”開始，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執著現在”：從當下的每一個教學活動、教育細節，每一個具體的研究課題，每一個志願者活動做起。不是為了美好的明天，更要創造美好的今天，美好的現在，從所做的每一件具體的好事、實事裡獲得意義和快樂。

其三，從“下面”開始，也就是魯迅說的“執著地上”。變革的起點，在權力之外的社會底層，在我們自己，在和自己一樣的獨立的人，面對一個個具體的人。這是一種“草根變革”，其意義就在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從來沒有救世主，一切全靠自己救自己”！

其四，著眼於“行動”，這和魯迅主張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也是相通的。這就意味著，不僅是理想主義者，更是理性的、低調的行動主義者。不空談，不怨天尤人，“想大問題，做小事情”。同時，又要“好人聯合起來做好事”，形成群體的行動。而且相信隻要我們堅持把事情做好，就會發生連鎖反應，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和我們一起做與己與人有利的好事，凝聚成一種社會力量。這是一種靜悄悄的存在變革，通過一個個教育存在、學術存在、社會存在、政治存在的基礎變革，為以后的上層建筑的變革創造條件。

當然，這樣的立足於底層和自己的變革，又是有極大的限度的，它其實是一種充分認識自己無法改變全局的前提下的努力，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掙扎，是魯迅式的“反抗絕望”。中國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變革”與“自下而上的變革”合力的結果，單靠下面的改革，僅限於個人和小群體的改革，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說，我們既提倡靜悄悄的變革，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自我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