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森根：精英讀托克維爾不如讀周有光

在“新啟蒙與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暨周有光先生108歲”座談會上的發：

我是接受周老先生思想啟蒙中的一員，在周老眾多弟子中我是小字輩。在座的98歲的於友先生稱周老為他的老師，稱我是他的同學。就與周老交誼、交流的時間來說，在座的各位，恐怕沒有誰比於友老更長的了。於友老比周老小10歲左右，我比周老小32歲，比於老小20歲多。於友老稱我是他的同班同學，能當上周先生的弟子，榮莫大焉。

我是從讀《百歲新稿》開始漸漸深入了解周先生的。2005年5月，周老當面贈書給我，在扉頁上不但寫了請我“指正”，而且還稱為我“兄”，稱我老伴為“姊”。我說：“周老，你不能這麼題字的？”他卻笑呵呵地答道，“我的生命要從81歲算起，這樣的稱呼沒有錯！”

2013年1月13日是他老人家“28歲”華誕了。周老一生有光，這28年更有光，簡直是光彩奪目，光彩照人，光彩迷人！迷倒了一批批80、90歲的老干部和老年知識分子，也迷倒了海內外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周老的粉絲越多，中國越有希望！他對新啟蒙的貢獻，成就最大。他一生出版了43部著作，一半左右的著作是這28年完成的，其中有七八部作品集中反映他對文化學、人類發展史和21世紀發展前景等宏大問題的思考和研究。他的三部雜文集——《百歲新稿》（95歲時出版）、《朝聞道集》（104歲時出版）和《拾貝集》（105歲出版），將成為中國思想啟蒙史上的傳世之作。

周老對世情和國情看得最透，他對中國需要走什麼道路、需要採用怎樣的制度文明和理論框架，了如指掌，最為自信﹔他對祖國的未來從來沒有絲毫迷惘遲疑的觀點，他是永遠的樂天派。他十分陽光，又十分溫文敦厚。他一身有骨氣，又有靈氣。他一生清寂自守，燃燒自己，把全身的“正能量”無保留地貢獻於社會。他看問題、處理事情從不帶情緒，他是一位100%的理性主義者。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他的生命。“朝聞道，夕死可矣”。他永遠隻說他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絕不隨風轉舵。什麼“真話不全說”、“真話盡量說”，在他看來十分荒唐。在知識和理性的層面上，他把他該說的統統說了出來。當下，社會上爆發了各種各樣的危機，在我看來，上上下下，東西南北，最最害人的，是不說真話、隻說空話、大話、胡話，隻說“吾主聖命”這類說假話的危機！也是公信力的危機，陳舊的意識形態的危機！怎樣擺脫這樣的“總危機”？很難，但也很簡單，就是號召大家讀周先生的書，學習周老說真話，做真人的精神。周先生在治學、立身、處世上，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在學問上當然無法跟周先生相比，但在立身、處世上，在人格的境界上，差距更大！周先生是當代，也將是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楷模。

說到讀書，我想起了當下最暢銷的托克維爾寫的《舊制度和大革命》，據說是一位?層領導發出的號召。說實話，這部書雖然能起到“鐘馗打鬼”的作用，但不容易弄通弄懂。我認為，與其請一位150多年前的、長眠於地下的洋人出來，聽他講述230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故事，倒不如號召那些忙於頂層設計的政治精英們看看周先生的《百歲新稿》、《朝聞道集》和《拾貝集》，聽聽我們這一位“老而不朽”的當代“聖者”講講他所經歷的從晚清、民國到當代的故事。周老先生的書，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讀。現在的政治精英大都是碩士、博士，弄通弄懂周老的思想，應該不在話下。順便說一下，我真希望政治明星和高官們公務忙完不妨找幾本周老的書看看，最好以“讀周有光的書，做周有光的好學生”為榮。

說到周老的思想，我把他晚年所思考的心得，歸納為科學的一元性、“雙文化論”和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三分法”。雖然，我不知道周老的這個“三論”，是不是周老思想的精髓，但是，它卻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精英們現在不是在探索如何凝聚“改革共識”、“官民共識”、“朝野共識”嗎？眼下，舉什麼旗幟的人都有，什麼恢復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新新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社會主義”的，甚至主張恢復帝制的……不一而足。2012年11月1日，周老再一次指出：希望大家“不怕千辛萬苦，一定要把我們的國家導向正道，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他又說：“建設國家要走正道，正道就是民主之道。不要走歪路。”他說的話充滿活力。我理解他的意思是，無論開右燈向左轉還是開左燈向右轉，早晚還要翻車，因為正道隻有一條路，沒有第二、三條路可通往彼岸。我還認為，周老所談的“正道”，在他的“一、二、三”論中表達很透徹，無論你同意、部分同意或根本不同意也好，它總還算是一份可供參考的重要文本吧。十八大文件中說，“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什麼是“人類政治文明”？什麼是“有益成果”？怎麼借鑒？周先生在他的幾本著作中說得很清楚。隻要走出陳舊的意識形態牢籠，周先生的“一、二、三”論就能作為官民間凝聚“改革共識”的基礎。還是聽聽這位百歲智慧老人的話吧！也許，大家覺得我太天真，那些政治精英們能聽周老的話嗎？不過，南方人有句老話：“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談到啟蒙，一些學者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評價很?。我把啟蒙分成兩個時段。大家知道，“五四運動”之后，革命取代了啟蒙。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早就停頓下來了。到“文革”時逆轉到走上了歪道。20世紀70年代“真理標准”的討論雖然很有意義，但它只是重新“啟蒙”的序幕﹔雖然它對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發起了沖擊，但強人政治只是轉換了角色。思想的催眠，邏輯的詭辯，迷信與盲從依然故我。我的看法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才重新舉起了“科學與民主”的大旗，開始了“新啟蒙”、“再啟蒙”。說它“新”，並不是說啟蒙的宗旨與目標同“五四”時期有什麼改變了。因此，周先生說，當政者總是不給“德先生”發護照，而“德先生”和“賽先生”是唱“二人轉”的，如果沒有“德先生”撐腰，“賽先生”能走多遠多快？能玩得轉嗎？周老還指出：從世界來看國家，中國思想家如今的狀況很糟糕，仍然擺脫不了神學思維和玄學思維。他強調社會科學一定要擯棄迷信和教條，擺脫圖騰，不能再服從於天意或“聖諭”。因此，我以為，“新啟蒙”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正如“五四運動”產生了上一次啟蒙運動一樣。

說它“新啟蒙”、“再啟蒙”，還有兩個特點。“五四運動”開啟的啟蒙運動，是針對傳統的舊中國，主要擺脫封建主義的蒙昧﹔“新啟蒙”、“再啟蒙”，是針對1949年至今的蒙昧，這是一種賦有新的、帶有本土特色的蒙昧。再則，“五四”時期投入啟蒙運動的人，年齡一般在50歲以下﹔而投入“新啟蒙”、“再啟蒙”的，不僅有像周先生那樣的百歲老人，還有一大批著名、非著名或至今深藏於民間的九十、八十歲的老人，再加上一大群未經歷“反右”、“文革”等65歲至50多歲的壯年和中青年文化人。他們掌握現代科技手段，微博、推特、臉譜和互聯網把他們攏在一起。這股力量是“五四”當年所無法相比的。因此，周老主張“四大自由”之外還要爭取加上“網絡自由”。“五大自由”的目標比當年“五四”更為雄壯、深刻。

“新啟蒙”將是一場持久的思想解放運動，當下也只是走了幾步，思想上要做長期准備，恐怕還要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投入“新啟蒙”的，是一大群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群體，周老是這一群體中最年長的一位尖兵，深受大家景仰。在座的許多老先生和有良知的中青年學者也是“新啟蒙”的主力軍，我也有幸受到他們的開導，開始擺脫蒙昧。我自幼受蘇共黨史和“戰無不勝”的思想的熏陶，一直受到神學和玄學的捉弄。但研讀了周先生的和各位先知者的作品，才真正懂得了科學與民主的偉大意義，靈魂得到了洗滌。啟蒙也好，“新啟蒙”也好，在我看來，依然是請不請“德先生”和“賽先生”同時訪問中國的老問題。“德先生”的護照總是很難批下來，管你說他是“好東西”、“不是壞東西”，總而言之，他仍然是“麻煩的東西”！

為什麼說“新啟蒙”？20世紀90年代，經濟領域裡不再以“姓資”、“姓社”劃線了，中國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也有了變化。鄧小平曾對來訪的非洲客人說：“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將來“叫什麼主義都可以”。但是在政治文明、制度創新和思想文化，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裡，“姓資”、“姓社”的問題依然是禁區。現在，有人動不動就以聲討“普世價值觀”、“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為名，對“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大放厥詞。有些人還自以為是“最高殿堂”、“智囊團”和“智識庫”的掌門人，將留名青史。

說到這裡，我想起了幾件往事。當年有人聲討普世價值觀時，我曾經請求周老出面寫一篇駁斥此類謬論的文章。他說：“有沒有‘普世價值’是個常識問題，這些道理在我的書裡都講清楚了，我不會再寫什麼了”。我說：“難道就讓這些人一直胡說下去嗎？”周先生：“你難道以為，他們的文章真能有多少人信服？且看他們將來如何收場。”

周老還多次讓我解說什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當然我也弄不清楚。后來，有一位要員提出一個24個字的方案：“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馬列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好一個“馬列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這篇歪文被多處轉登。我托人轉呈周先生，並說這篇“一鍋煮”的文章，是創新版的“中體西用”說，值得一覽。當晚周先生撥通我家的電話，親口對我說：“你說的‘一鍋煮’真有意思，真是荒唐透頂……”然后一串咯咯咯的笑聲。這是我多年來頭一回在電話中聽到他老人家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