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沒有法治，德治一定墮落

儒學可以對啟蒙思想進行修正

啟蒙思想是現代文明最強勢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平等、憲政、理性、公民社會、市場經濟都跟啟蒙有關系。但是，人類現在碰到了幾個新的大的挑戰，最大的挑戰是生態環保的挑戰，還有女性主義、男女平權運動、社群倫理運動、文化多樣性運動、宗教多元運動的挑戰，啟蒙思想不足以應對這些挑戰，所以對啟蒙也需要反思。

首先要反思的是人類中心主義，或者叫工具理性，要重新考慮人與自然的關系。其次，啟蒙突出了自由，但是對正義照顧得不夠。法國大革命有三大價值：自由、平等、博愛，但是博愛的觀念后來沒有突出。最后，中國人對宗教的理解不夠，我們應該探討人心和天道的關系。

對中國而言，一方面，啟蒙絕對沒有完成，但這並不表示不能對它進行批判和反思。我們既要盡量發揮啟蒙精神，又要超越啟蒙的視野。儒學可以對啟蒙思想進行修正，但前提是儒學本身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轉化的前提是要向西方學習。

儒家有三個方面需要向西方學習：一是超越而外在的宗教﹔二是崇尚理性的哲學﹔三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會實踐，包括市場經濟。但我們不是要放棄一切向人家學習，而是要與西方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對話。經過對話，我們認識到，我們應該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能隻講道德，不講制度和治理方案，不能隻講人性本善，還要看到人性的陰暗面。憲政民主很難學，但一定要學。有了法治並不表示我們一定會形成有道德的社會，在法治的基礎上要講德治，但沒有法治講德治一定有問題，如果沒有法治，德治一定是人治，一定墮落。

“五四”那一代人整體上採用的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學習策略，為了鼓勵大家向西方學習，就鼓吹我們百事不如人。魯迅就是以中國糟粕中的糟粕來定義何為儒家。儒家是什麼呢？就是阿Q、祥林嫂。以中國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精華中的精華相比是不行的，要發掘中華傳統中精華的精華，和西方精華中的精華之間進行對話。

我現在要開展的一個項目是中美核心價值的文明對話。從我們的核心價值來看，西方非常注重理性，這是對的，我們也要突出理性，但是同情是不是也非常重要？慈悲是不是很重要？和諧是不是很重要？西方講法治、權力，那還有禮貌、責任、義務的問題呢？普世價值我們必須要有，假如我們用一套包裝起來的語言說我們不需要人權，主權比人權更重要，那絕對是荒謬的。但假如認為有了人權，我們就已經比較現代了，那就很糟糕了。為什麼？因為在人權論中，我是億萬富豪，你無家可歸，你尊重我的人權，我尊重你的人權，但我們中間可以一點關系都沒有，我可以不幫你任何忙。

有人認為，儒家應該為中國近代面對西方挑戰遭致的失敗負責任。的確，作為中國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影響太全面了，儒家思想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DNA，以前我們對自己的DNA的認識都是負面的。比如，儒家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的，是主張等級制度、權威制度和男性中心主義的，所以它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但是，“亞洲四小龍”非常認同儒家文化，又在現代化過程中表現突出，而且台灣已經實現了充分的民主。反而是在中國大陸，對儒家的反感最強，儒家的好處沒有發揮出來，它的陰暗面反而影響力非常大。比如說走后門的問題、貪污腐化的問題。我認為這些政治文化很多都跟儒家有關系，儒家不能辭其罪，但是，這個關系是不是必然如此？這值得我們反思。如果你說儒家就是小農經濟的，隻有小農經濟的社會才能夠推行儒家，隻有大家庭才能推行儒家，儒家阻礙民主，那就錯了。

儒家是一個活的傳統，儒家是沒有教條的，一方面包容性很強，一方面它的自我批判能力也很強。“五四”知識精英是批判儒學最嚴厲的人，但他們都是儒家文化中最好的傳統的受益者，胡適、陳獨秀、魯迅，都是吃著儒家的奶水長大的，他們的道德情操都跟儒家有關系。

儒家文明是個學習文明，《論語》的第一個字就是“學”。因為提倡學習，第一期的儒學，從曲阜到中原，吸收了中國內部很多其它思想的優點﹔第二期的儒學吸收了佛教的優點﹔第三期就是吸收西方文化優點。儒家的特點，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包容，它一直在對話中發展。所以，在儒家的文化圈裡面有“三教合一”說，有一種關於天下的宏觀視野，有天地一體的情懷。

儒學經過歷代創新，並非沒有發展出權力制衡思想，只是它跟西方的三權分立完全不一樣。有一個哈佛法學院的博士叫咸載鳳，韓國人，他的博士論文是《作為憲法主義的儒家》。他認為，憲法就是一個調控系統，儒家的“禮”就是個最完備的調控系統。以前黑格爾說中國人隻有皇帝一個人自由，他說，中國最不自由的人就是皇帝，因為他一切言行都要受禮的控制，包括他的性生活都是在大家關照之下，隻有皇帝沒有私事、私心。這跟西方完全不一樣，所以西方出了英主，也出了暴君，中國大半皇帝都是比較正常的，或者循規蹈矩的。三權分立思想產生於西方現代社會，中國未來發展出來的民主政治，應該和儒家禮的傳統密切配合。

熊彼特給民主規定了兩個量化條件：一是定期投票，二是多黨制。現代民主不可能沒有透明度，沒有競選。另外，民主還有一個側面叫公共理性，有公共理性才能發展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中國傳統中最了不起的價值就是強調公論，皇帝常常將最重要的問題拿到社會上一起討論，漢代的《鹽鐵論》是公論，唐代關於儒家、道家、佛教的優劣的討論也是公開的。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機制是不行的，沒有一個機制讓大家表達意見，那你能算民主嗎？不可能。現在糟糕的是，隻有在網上的炒作，這不是公論，公論是負責任的討論，需要有知識背景的或了解情況的人參與，然后根據各種不同的觀點，再做出一些結論，政府必須將這些結論列入政策。

“權力優先於善”是現代西方政治最重要的理念。一般來說，在一個政教分離的社會，在政治領域裡不能談價值的問題，但現在來看，這太不現實了，現在宗教問題不進入美國政治領域討論是不可能的。政治不是個獨立領域，不可能把宗教、道德驅除出政治，你必須要面對價值的問題。

儒家政治具有深刻的倫理和道德內涵，賢人政治是儒家基本的精神。賢人政治強調的是，越有錢、有權、有影響力的人越應該對社會負責任。儒家的道德說教都是面對精英的，它要培養出一批關切政治、注重文化，對宗教、對價值敏感，能夠參與社會建設的“士君子”。“士君子”在現代社會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通過媒體和各種場合提出對政治和社會重建的批評或改進意見，這是真正的協商政治。

儒家一定是入世的，儒家能夠存活下去的根本就是它的抗議精神，它永遠在批判，在批判的過程中使社會越來越好。我們以前把儒家和專制的關系放大了，實際上儒家的抗議精神歷朝歷代都是存在的。有人說，董仲舒設計了一套神學來為漢代的皇帝服務。荒唐！他設計的那一套理論，用今天話講，如果有天災人禍，政府就要負責任，宰相就要辭職，皇帝要下詔罪己，因為你觸犯了天怒，你要仔細看看你政治上是不是出了什麼毛病。所以抗議精神太重要了，沒有抗議精神就沒有儒家。儒家在明代出現了三個觀念：一個是官、一個是公、一個是私，潛台詞是，官已經不能代表公，朝廷變成了私欲集團，所以知識分子要以天下的公論來批評朝廷，要以德抗位，也就是站在一個更高的道德也罷，哲學也罷，神學也罷的高度批評現實政治，這個如果沒有的話就完了，那就不叫儒家了。

儒家有三個層面：道、學、政。道就是基礎理論，學就是學術傳統，政就是經濟，這三個必須配合。蔣慶有個盲點，他認為應該講政治儒學，不要講心性儒學，他對儒家整體上的人文精神重視得不夠。

（蕭三匝採訪整理﹔杜維明為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來源：中國企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