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勛：沒有法治官員也難免成為體制犧牲品

“表哥”楊達才栽了個跟頭。或許他怎麼也不會想到，竟栽在了自己的名表手裡。當然，導火索不是他佩戴的多塊名表，而是他在慘不忍睹的交通事故現場面帶微笑。

作為一省負責安檢的大員，在一場造成36人遇難的特大車禍面前，即使沒有悲傷或者憐憫的表情，也不能擺出一幅悠閑自得、面露微笑的模樣。在遇難者家屬悲痛欲絕、舉國民眾為之哀傷的情景下，身居高位的官員居然看起來心曠神怡。即使他對此次事故沒有任何法律責任，也不應如此不體恤民眾，如此冷漠麻木。公眾之所以對“微笑局長”不滿，是因為他們看得出來，這位局長大人與民眾之間的心理距離十分遙遠。沒有感同身受，隻有隔膜橫亙。

原因之一在於，“微笑局長”之類的官員與民眾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與紐帶。如果他是由民眾選舉產生或者由民選的長官任命，恐怕不大可能會有這樣的表現，因為他會或多或少感受到民眾的力量與情感，甚至還會對黎民百姓心存敬畏。當達官貴人與黎民百姓血脈相連時，前者才可能感受到后者的喜怒哀樂，才可能與后者同喜同悲。因此，想要減少甚至杜絕“微笑局長”的再現，不可不在官民之間的關聯上做文章。並且，一旦官民之間心心相通，社會治理的成本將會大大縮小，命令與控制型的高成本模式將退出歷史舞台，讓位於低成本的民眾自治型模式。

如果僅僅有微笑，可能人們還不至於抓住楊達才不放。讓人們對他窮追猛打的是，他有一堆價格昂貴的名表，少則幾萬元，多則幾十萬元。面對這樣一位具有官員身份的“表哥”，人們不禁想要追問：這位靠納稅人養活的官員，怎麼佩戴如此多的貴重名表？這些表是他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購買的嗎？他的工資能買得起這麼多名表嗎？他的收入究竟是多少？盡管楊達才辯稱，其五塊名表系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購買，但人們依然不買他的帳，並要求其公開自己的收入，要求不折不扣的真相。人們痛恨的，與其說是他名表成群，不如說是他的收入不透明。

為了弄清“表哥”的收入，三峽大學的學生劉艷峰向陝西省財政廳遞交了《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申請公開楊達才個人2011年度的工資。雖然這一申請得到了財政廳的答復，但它的回應卻令人失望——“楊達才工資收入事項不屬於陝西省財政廳政府信息公開范疇。”難道他的工資收入屬於“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確實沒有明確規定官員工資收入屬於公開的對象，但該條例第九條要求：“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難道楊達才的工資收入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

如果他的工資收入來自納稅人，不可能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因為他們都是納稅人，稅收就是他們被征繳的財產。從法理上講，納稅人有權利知道自己所交稅款的去向和用途，有權利知道自己供養的官員之工資收入。如果楊達才的收入來自納稅人，沒有理由對納稅人保密，更沒有理由認為那是他的隱私。在法治社會裡，所有官員的收入都不是秘密或者隱私，政府有義務主動公開，或者登報或者上網等，讓納稅人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相關信息。在很多國家，別說官員，就是公立醫院、學校等機構職員的工資收入，也都能從網上查到。

說到底，還是個官員財產公開的問題。對此，人們已經喊了多年，甚至都喊破了嗓子，一直也沒什麼動靜。不少官員對財產公開具有抵觸心理，認為它會讓自己的“家底”曝光於天下，失去獲得“灰色收入”的機會。其實，財產公開也具有保護官員的功能，使其免受冤枉之苦。財產公開之后，如果某些官員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資和其他收入（比如繼承遺產、稿費等）——確實很高，他們穿名牌、戴名表或許並不會遭到民眾的懷疑或者不滿，被冤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盡管“表哥”被撤職了，但撤得似乎有點兒不明不白，公眾的疑慮仍然沒有打消，沒人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從“天價煙局長”的倒台，到“微笑表哥”的落馬，雖然彰顯了媒體、網絡和輿論的巨大威力，但因此栽跟頭的官員畢竟屬於少數。對付大量不在公共場合擺闊的貪腐官員們，主要還得依賴限權制度與法治的力量，尤其是盡快確立分權制衡機制，落實財產公開制度。盡管法治會束縛官員的手腳，但法治也具有保護官員的功能，甚至可以充當官員的護身符，不僅讓他們趨於潔身自好，而且讓無辜者不受冤枉。在權力不受約束的社會裡，官員固然可以我行我素，但官員也難免成為這種體制的犧牲品，沒有人是真正的受益者。

值得強調的是，法治不會自動到來，不會有人施舍，更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每個人的參與和努力，需要眾人克服搭便車的心理，打破路徑依賴，走出囚徒困境。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上，每個人都負有責任，每個人都應從自我做起。哪怕只是呼吁，也很重要，因為休謨曾說過，任何政府的統治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強力之上，都不可能無視公共輿論的力量。（本文刊於《財經》2012年第25期）

（注：本文轉載自“王建勛--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