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嘉：“人的城鎮化”需與社會改革同步

新華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15日來到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並主持召開座談會。在談及城鎮化時，他強調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不能人為“造城”，要實現產業發展和城鎮建設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講話中有一句話非常關鍵：“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

城鎮化被冠以“新起點”、“新引擎”等諸多名頭，已經成為中國目前發展的最大機遇。那些與它相關的種種數字都顯現出了巨大的利好：據預測，城鎮化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萬億元﹔未來的消費需求會從2011年的16萬億元，提升到2016年的30萬億元。在經濟下行和調結構、穩增長的壓力面前，城鎮化無疑是一劑良方。但這個方子能否做到調中理氣、固本培元，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人的城鎮化”能否實現。

候鳥般往來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其權利和生存現狀正展現著“人的城鎮化”的迫切。在城鄉二元治理的圖景中，農民的權利需要通過土地落實，而城市居民的權利和福利多附著於單位和戶籍。無論是城鄉居民的醫療、住房、養老保障，還是面臨社會風險時能選擇的救濟渠道、能調動的社會資源，都以這種二元治理方式為大致框架。而農民工既無土地立足，也無單位保障，其權利的落實和福利的分配，正處於轉型期巨大的社會裂隙中。

權利和保障上的真空地帶，是觀察“城鎮化”最好的窗口——它最大限度地展現出了現有社會治理方式和社會現實之間的脫節，以及經濟政治權利落實情況的滯后。因此，真正的城鎮化並非僅與工業化和現代化相關，也必須與社會改革和社會建制同步。變革包括戶籍制在內的社會治理方式、按照平等的公民身份分配權利義務、完善不同類型社會保障之間的流轉覆蓋、加快農村集體土地的確權登記、加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都是城鎮化命題中隱含的任務，也是“人的城鎮化”的深層旨歸。

城市大多由歷史培育，而非因行政劃界產生。同理，城市居民也並非把人從地頭拉到高樓裡就能“制造”，而需在平等參與的公共生活中逐漸鍛造。隻具有產業意義而無城市功能的人造城，並非城市，只是擴大的廠區﹔也非城鎮化的成果，反是城鎮化的硬傷。而面臨老人無人贍養、孩子無處讀書困境，年年歲末當街討薪、爬樓討薪、上訪討薪的農民工群體，也不算城市的居民，只是在權益和精神上都無家可歸的一群。與這樣的現實兩相對照，中國城鎮化率超百分之五十的戰果成色堪憂。

城鎮化問題固然不等同於農民工問題，但后者的命運確實折射著前者的走向。過去二十年，與農民工群體的權利困境和身份尷尬相伴隨，中國城鎮化進程也出現了“非匹配”、“非規整”、“非公平”、“非集約”、“非成熟”的五大戰略弊端（中科院《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對應而言，未來中國想走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也必須同時改革社會治理方式，完成社會公平建制，而這些都會首先並且靈敏地由農民工權益反映出來。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鎮化”其實並不僅關涉農民工群體，由他們公平訴求所帶來的多米諾效應，將解放更多的廣義的“被剝奪者”，而一旦權利分配依照公民身份，而非附著於戶籍、背景、職業、階層之上，每個社會成員都將因此而受益。

（注：本文轉載自“燕都時評--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