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中國的核心問題是建立國民國家【2】

多中心治理：建立國民國家的一種思路

這樣一個國家，它確實是一個國民國家，其實隻要稍微了解一下人性，稍微了解一下政治的基本原理，你就會發現，這樣一個國家是不能夠維持的，事實也確實如此。這裡可能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也是我們討論中國古典政治智慧，包括儒家思想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非常可惜，今天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或者說一直在提這個問題的人，他下午在，但是這會兒不在，就是吳稼祥先生，他的《公天下》是從一個問題開始，這個問題就是超大規模。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與政治共同體，怎麼治理它，它的基本原理跟治理一個城邦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們用城邦的民主原則來思考中國的超大規模的文明與政治共同體的治理，注定了一定會失敗。如果你不考慮超大規模的問題，你去簡單地搬用西方人用來思考城邦政治的那些原理，那肯定會出問題。其實秦帝國，秦王朝崩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沒有有效地解決超大規模共同體中單一的權力中心直接控制每個人的可行性的問題。所以在秦制崩潰以后，儒家所思考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在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社會中重建秩序，由此就形成了另外一套建立國民國家的思路，這個思路說起來很復雜，這裡我也沒有辦法展開，我隻做一個最簡單的概括，這也是我用來描述漢武帝、董仲舒以后中國兩千多年的政體的一個述語——儒家士大夫與皇權共治體制。

一方面承認皇帝是最高的，剛才念群學長講到一個核心的問題，這麼一個超大規模的共同體，它需要一個具有某種神秘性質的政治的最高權威，作為政治認同，所以所有的儒家都會說皇帝萬歲。但是，所有的儒家又都會說皇帝是笨蛋，而且他們會說皇帝應該是笨蛋。因為他們經歷了秦的這麼一次失敗之后，他們非常深切地認識到，試圖由皇帝一個人來直接統治每個人，這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須要建立一個新的體制，這個體制是一個多中心的體制。所以我們會看到一個景象，那就是從漢武帝以后，大概從西漢中期以后，出現了現在所講的皇權不下限，皇權雖然對所有人都擁有神秘的吸引力，都是一個崇敬的對象，但是皇權並不直接統治每個人。這就是一個新的思路。剛才我們看到法家式的思路，接下來我們看到儒家式的思路，這就是中國古人在探討如何建立國民國家的時候嘗試過的兩條路。這兩條路在20世紀又重演了，當然是在另外一個層次上，這同樣可以証明我剛才的看法，歷史其實是在反復。

失敗的道路：激進主義

19世紀末，中國與西方再度深入接觸，中國人馬上會發現自己的問題，那就是西方太強大了，一個區區的英吉利，連殖民地人口加起來還不如中國人多，但是可以打敗中國，問題在哪？所有明智的士大夫都意識到這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太低，不能有效地動員資源，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是富國強兵。怎麼富國強兵？提高國家的動員能力。大家聽了這個話之后可能會覺得很熟悉，比如胡鞍鋼先生，他一直都在講這個問題。毛澤東一直要講的也是這個問題，蔣介石也講這個問題。梁任公寫《新民說》，核心的問題同樣是這個。北京的政府如何能夠有效地把分散在廣土眾民的社會中的資源動員起來，用於實現國家的目標，其實同樣是國民國家所要解決的問題。隻不過現在是在一個更加廣闊的、開放的世界中，中國人又一次面臨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去看20世紀中國人所提出的口號，跟周秦之際、秦漢之際的口號，尤其是周秦之際的口號，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所以在20世紀我們看到的也是兩個不同的思路，我剛才已經反復講到了一條思路，這是一條激進主義的思路，法家是一條激進主義的路線。而且我們在20世紀看到的激進主義跟秦始皇的激進主義沒有區別，比如他們都會致力於消滅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那些社會組織，因為他們認為——當然任公不一樣——有很多人認為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組織，比如說宗族，會妨礙人們對於國家的效忠，人們隻會把自己的資源交給宗族，而不願意交給國家。既然如此，我們就要去消滅這些宗族，讓幾億人都直接把自己奉獻給這個國家。

另外一條道路：保守主義

但是我要說的是，在這樣一個思路之外還存在另外一條思路，我把它稱之為保守主義的思路。當然任公就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雖然他時不時會有激進的沖動，但是他在康有為的耳提面命之下，在黃遵憲勸導之下，他總是能很快回來。其實在現代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傳統，在激進主義傳統之外存在保守主義的思想與政治傳統。我在法律出版社出的《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裡面，對傳統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描述。這樣一個傳統中的人物，我大概羅列了一下，其實很多，從曾文正開始，又分化出幾支，第一個是官僚，像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這些人。第二支是康梁張這一系，康有為、梁啟超、張君勱，這一系保持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連續性，尤其是張君勱先生，他其實是中華民國憲法之父，1945年政協會議上中華民國憲法就是由他起草的。當然還有一個分支，那就是孫和蔣，孫先生和蔣先生，他們都共同構成保守主義的比較廣泛的譜系中的人物。當然他們之間是有分歧的，比如說革命黨和保皇黨之爭，如果我們把他們和后來出現的激進主義進行對比，他們的共同點會大於他們的分歧。有什麼共同點？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在任公的《新民說》中會看到，一個調和新舊的努力，我們確實需要公德，當時主要指的是國家意識，一個民對現代國家的認同，這是一個公德。但任公絕沒有說因為要有這個公德所以就把私德消滅，他沒有這麼說。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孫中山先生對宗族的看法，我們都知道毛為了建立一個他所理想的國民國家，他致力於消滅宗族，但孫中山先生的看法跟毛的看法正好相反，孫先生說，其實宗族就是公民社會，宗族就是讓那些就其性質而言隻過私人生活的農民過上公共生活，隻不過他所說的這個公共生活的層次比較有限，他只是在這個基層社會。我們現在要做的這個事情是提升他的公共生活的層次，把他從宗族提高到縣，提高到省，最后提高到全國。所以孫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裡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看法，其實宗族社會是我們中國要建立一個國民國家的非常好的基礎，它不是包袱，它是我們的資產，我們完全可以以此為基礎，把人民的公共生活的層次提高上去。我覺得這就是保守主義。保守主義是什麼？保守主義並不是說不變，而是在保護、維持既有的制度和理念的基礎上來改進提升它，用徐復觀先生說的叫“新生轉進”。

這樣的一個保守主義的思路，其實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正宗。我剛才列舉了那麼多人，我們回頭來看一下，中國的現代史主要是由那些人物塑造的，后來的激進主義，在某種意義來說其實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歧出，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能夠看到，我們很幸運，我們也很悲哀，我們能夠看到這兩條路線的結果，一個是在台灣，一個是在大陸。保守主義一路延續，它現在僅存於台灣﹔我們現在在享受激進主義的成就。最近這些年，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經去過台灣，可能台灣給我們大陸人，尤其是大陸的讀書人，尤其是大陸的相信反傳統的自由主義的讀書人，會上很好的一課，那就是說，保守主義才能救中國。

文明：“立憲”之外的另一個關鍵

我們回到當下，中國的關鍵是什麼？我覺得也仍然是建立這個國民國家。中國的現代史還沒有完成，我們仍然處在現代史的過程中，仍然是要建立這個國民國家，隻不過在我看來，也許我們現在建立國民國家所面臨的難度比任公那個時候更大。可能我們有很多朋友會說，首先是立憲，立憲難度也許更大。因為一個皇上可能可以立憲，一個皇上也可能接受憲政的，但是一個組織能不能接受憲政，這是很大的問題。我覺得這是關鍵。我們在座所有人都會同意，立憲是我們的一個關鍵。我跟有些朋友不同的地方在於，我認為還有一個關鍵，那就是文明。一個國民國家，它究竟是靠什麼樣的機制把這些國民凝聚到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共同體，願意共同生活，並且能夠有效的解決公共品的生產和分配問題。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當然會選擇儒家式的近路，那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比秦始皇時代規模大十幾倍的共同體中，我們不應該再去設想用一個單一的國家權力來統治所有的人。我們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建立一個多中心的治理秩序，讓人們又可以效忠於不同層次的公共共同體。現在我們要面臨的問題就是，這些多中心的主體如何建立，也就是說社會層面的各種各樣的組織如何建立，我覺得這個問題就不是一個政體的問題，而是一個文明的問題。因為能夠有效運轉的基層社會的那些組織，它基本上都是靠信念和感情維系的。我們的信念是什麼？我們有沒有共同生活的感情？或者說我們有沒有共同生活的勇氣？這些問題都不是立憲本身能夠解決的，它需要另外一個源頭，這個源頭就是人心。但是人心如何被喚醒，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我想儒家能夠喚醒人心。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面臨兩個關鍵，一個關鍵是憲政，另外一個關鍵是文明。而中國文明的本質就是儒家。我們談到這個文明，我剛才說我們的立憲面臨的難度會比以前大，同樣在文明的緯度上，我們現在面臨的難題也比以前大，因為我們已經對它進行過不說一百年，至少曾經進行過三十年的徹底地摧毀。所以我們現在談論文明，其實更多的只是展示我們的一個想象，展示我們的一個願景，我們現在要做的一個工作是復興，要重建它。能不能重建成功，我自己當然充滿信心，因為我就是為此而生的。當然這裡就會面臨很多復雜的問題，我不去講它。談到這個問題，我可以回應一下今天下午他們說我的一些問題，——其實也是念群學長說到的，我自己是在努力的要去踐行。我其實是偽裝成學者，混跡於學界，但我自己的志向，更多的是實踐，隻不過到哪去實踐我還不知道，現在到處的亂撞，撞到哪是哪。

回到我們的正題。我們要破局，在這兩個方面都要破局，僅僅有一個方面是不夠的。（來源：財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