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為何中央媒體在官員面前也脆弱不堪

記者曾被稱之為“無冕之王”，而當代中國記者的境況和遭遇恐怕離這個名詞很遠。隻要百度一下“記者採訪被拒”，就會發現，“吃閉門羹”者不在少數。甚至時常會有記者被扣留、被毆打被迫害的事件發生，處於監督地位的媒體，在中國實際上也是弱者。

即便是中央媒體所謂的“輿論監督權”，在傲慢的官員面前，往往也是脆弱不堪。突發事件和負面新聞發生后，有關部門將記者拒之門外，或者強令封口，或者恐嚇，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最典型的莫過於北京記者傅樺的遭遇，這位《第一財經日報》產經新聞部主任，萬萬沒有想到兩篇揭露吉林機場建設中貪腐的報道，便使他遭遇有組織的綁架、毆打、行刑逼供、栽贓，最后陷入牢獄之災。

這個1993年辭掉四川某地中級法院法官職位到京發展的前法官，這個在新聞界打拼了整整13年的老記者，這個無意中卷入了一場官場爭斗的媒體人，不僅丟掉了體面的職位和多年累積的業內聲譽，還遭到莫須有的誣陷和審判。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講過：“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凡是有影響力的媒體，都有自己的品質風骨，有對底線的堅守，對職責的敬畏。媒體的責任是報道和追尋社會真相，給民意表達提供平台和渠道，履行監督權。然而可悲的是，中國當代的現實是，媒體和記者都隻能閉著眼睛大唱贊歌，否則就有危險甚至惹來殺身之禍。

什麼時候中國媒體和記者能夠真正高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旗幟，肩負起監督政權監督社會的歷史使命，什麼時候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媒體和記者。100多年前的美國，與現在的中國有許多相似之外，所不同的是，美國媒體和記者在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影響力對今天的中國仍然頗有啟示作用。

1894年，美國GDP即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英國，躍居世界首位。工業化帶來了大繁榮和大發展，在物質財富倍增的同時也衍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企業通過兼並形成托拉斯操縱市場，不擇手段地攫取財富﹔官員結黨營私，充當資本家的代言人，靠出賣各種特許狀和工程承包合同賺取大筆灰色收入﹔礦難事故不斷發生，女工和童工的工作環境令人憂慮﹔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根據1896年的統計，1%的美國人佔有近一半的社會財富，12%的美國人擁有近90%的社會財富﹔因而導致社會騷亂和階級沖突頻發。

自19世紀20年代后期到20世紀初，伴隨著經濟飛速增長、迅速的城市化、財富巨頭的涌現和政黨分肥制，美國第一次面臨官員的嚴重腐化。所謂分肥制，是指獲得大選勝利的政黨候選人作為回報把政府官職分配給那些曾幫助在選舉中獲勝的人，而對他們的品格和能力缺乏約束。官員貪污受賄、收取回扣、巧取豪奪、偷竊國庫、內部交易等五花八門的丑聞充斥著美國社會，其嚴重程度令人瞠目結舌。

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新聞記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大批敢於揭黑揭腐的記者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成為這個時代變革的急先鋒。被譽為“扒糞者”的記者斯蒂芬斯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866年出生在美國舊金山一個商人家庭的斯蒂芬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后到德國、法國學習心理學和倫理學，於1892年回到美國紐約，進入報界。一開始，他就被派往華爾街採訪証券、金融消息，不久長駐警署，負責採訪紐約的犯罪消息。這種經歷，使他結識不少財經巨子，又與警界、社會最底層、各種犯罪分子多有往來，因此他對種種犯罪開始有了直觀的了解和認識。他發現，金融界和政界關系密切，通過錢權交易雙方都獲得暴利﹔貪贓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廳要黑錢﹔種種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門道”，可以少判、減刑甚至不受任何懲處。這些使他對社會的腐敗黑暗漸漸深有體會，開始認識到此時的腐敗已不是個別人、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整體性腐敗，是一種社會病態。於是，他從單純、客觀的犯罪報道，轉為深挖背后更深的腐敗黑幕。

斯蒂芬斯首先以城市為單位，調查發現，這些城市全都腐敗透頂，存在著政界、商界、司法界、警界等有組織的腐敗。每個城市的權力都被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資源，幾乎所有美國城市都同樣腐敗，為了証實自己的判斷，他又隨機抽取了幾個城市作調查，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城市全都一樣。他認為，“一旦貪污腐敗以同樣一種形式在各地出現，那麼這種普遍的罪惡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個人的結果，而不是某些壞人道德敗壞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說，主要是制度、體制上的原因，他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書名為《城市的恥辱》，引起轟動。

隨著調查採訪的深入，他發現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無法與州政分離，腐敗的州總是庇護腐敗的城市，雖然有些市政府與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黨掌管，所以，州才是趨善或趨惡的單位。腐敗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如果不參與腐敗，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興修或維持營運鐵路、煤氣公司、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等。一個想“做事”的人，就無法潔身自好，不得不服從官、商之間由來已久的腐敗性“游戲規則”，舉國上下莫不如此。他的調查表明“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商業有一個共同之處，不是它們的大小而是它們對特權的需求，……‘特權’才是邪惡的根源﹔而‘特權商業’是惡魔。”“對我們造成損害的正是特權”，而“認識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權”來自於政府，從根本上說，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和不受監督造成了腐敗。清除腐敗，就要減少並監督政府的權力。

從市到州都如此腐敗，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聯邦政府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姑且不論政府的實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總統、國會和政府部門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還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帶著這些疑問，他來到華盛頓拜訪了西奧多·羅斯福，也就是“老羅斯福”總統。他們之間的“交鋒”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1906年發表《參議院的叛國罪》，指名道姓地抨擊納爾遜·奧爾德裡奇等20多位參議員，稱他們是財團的代言人。文章通篇盡是“叛國”、“無恥”、“掠奪”、“強盜”、“財團”這些激烈的字眼，一時間舉國皆驚，最后參議院的銅牆鐵壁被打破，一些參議員在下屆選舉或幾年之后失去了席位。1912年一項憲法修正案成功通過，直接選舉參議員的權力最終還給了人民。

“扒糞工”的觸角遍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抨擊時弊詳盡直接，毫不留情，發現的問題形形色色，《人人》雜志在1908年1月號上列舉了黑幕揭發者的成就：“華爾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欺騙公眾了，銀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廣告基本真實，食品和藥物摻假將冒更大的風險，公共運輸公司更為關注人的生命安全，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於廉政建設。弱勢群體在和強權的對抗中獲得了保護。”歷史學家把黑幕揭露時代稱為一個打掃蜘蛛網和破舊家具上塵土的清掃門庭的時期。

“扒糞者”喚醒了整個美國社會的道德感和責任感，為后來的一系列改革創造了輿論環境和社會基礎，直接促成了修憲、食品檢查法、聯邦儲蓄法、反托拉斯法、聯邦貿易法等一系列立法進程。一些著名作家也參與其中，如弗蘭克·諾裡斯（Frank Norris）的《章魚》、《深淵》，對一些大公司的種種惡行作了生動、逼真的揭露。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屠場》揭露出芝加哥肉類工廠的骯臟黑暗，據說老羅斯福總統從此不敢吃香腸，促成了食品檢查法的出台，各種立法如潮水般涌來，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純淨食品和藥物管理法、肉食檢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婦女選舉權、創制權、復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任官人數、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都作出重大改革。這些變革措施，遏制了腐敗的泛濫，緩解了已呈劍拔弩張之勢的各種社會矛盾。

（注：本文轉載自“蔡慎坤--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