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興平：中俄均勢外交能阻止朝鮮戰爭嗎？

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隻有永恆的利益。

——【英】帕麥斯頓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四十年前，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蘇聯憑借其強大的軍事工業和意識形態攻勢，在全球范圍擴張稱霸。為了遏制蘇聯不可一世的勢頭並削弱其正在增長的威脅，中美這兩個曾經的冤家對頭開始走到一起。20年后，中美兩國關系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得到發展，中國走上民族復興之路，而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其繼承者俄羅斯步入“失去的十年”歷史新階段。四十年后，美國進入其歷史上的極盛時期：傲視群雄，獨步天下，隨心所欲。美國的霸權地位讓中俄兩國同時感到了某種不安。於是，中俄兩國民間出現很強大的聲音呼吁中俄聯手制美。歷史會重演嗎？20年后的美國會因此一蹶不振嗎？以下，結合歷史和現實的情況談談個人的看法。

百年無大戰

均勢外交，也稱勢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是1799-1815年拿破侖戰爭之后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奧地利、普魯士、俄國和英國，在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主持下通過維也納和會創設的一種避免戰爭、保持和平狀態的國際機制。它的核心機理在於，根據現實力量對比的變化，各大國相應調整彼此之間聯盟關系，維持勢力的平衡，以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勢力過於強大或稱霸。

該機制得以有效運行，取決於三個基本要素。

第一，特定范圍內的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持有比較相同的觀念﹔

第二，這幾個大國經由會議的方式保持經常聯系，它們各自的軍備情況相對透明﹔

第三，有一個其作用等同於天平秤上之砝碼的平衡者存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的六國合縱抗秦，其實就是這種勢力平衡機制的雛形。

客觀地說，這項勢力平衡機制在維持歐洲大國之間和平方面，成效是非常突出的。從1815年維也納會議，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大國之間基本維持相對和平狀態。其間，雖然發生1859-1863年英俄克裡米亞戰爭，但是將所有歐洲大國都卷入進去的全面戰爭著實沒有出現。對這段歷史有深入研究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認為，維也納會議之后，歐洲經歷了有史以來最持久的和平…如若1918年凡爾賽和會上的戰勝國也曾組建類似維也納會議后的神聖同盟，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不會發生（基辛格：大外交）。

毫無疑問，從1815年到1914年的百年無大戰的歷史雄辯証明，維也納會議的這項創意絕對不是一個失敗（《戰爭、和平與國際關系》，第267頁）。而且，20世紀的又一個百年也見証了該項創意的價值。實際上，一戰中的協約國和二戰中的同盟國，就是本著勢力平衡的原則，聯合最大數量的國家共同抗擊新崛起的霸權國家或國家集團對於世界的威脅的。

二戰之后，美國與蘇聯陷於近半個世紀的斗而不破的冷戰對立，則更是勢力平衡機制的新發展。特別是在冷戰后期，當蘇聯勢力呈現進攻態勢時，中國在傾斜的勢力天平上充當了平衡者砝碼的角色。當然，美蘇之間的所謂平衡，不完全取決於平衡者的作用，它們各自擁有可以摧毀對手的核武裝備或許才是更關鍵的因素。這正是人們常說的“恐怖平衡”。

盡管其實踐價值和其原則意義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勢力平衡的這項國際機制的功效還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的。它可以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維持一定范圍的國家之間的和平狀態，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表明，它無法根除戰爭，不可能締造人類永久的和平，歸根到底還只是一種權宜之策。

那麼，為什麼勢力平衡的戰爭預防機制無法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呢？

這是因為，勢力平衡機制歸根到底隻能屬於大國游戲。它所要平衡的僅僅是歐洲幾個大國之間變化著的勢力，特別是軍事實力。而更大數量的大國與小國、小國與小國，以及歐洲大國與歐洲之外殖民地之間的重重矛盾，以及各國軍事實力對比或消漲以外的各種關系，它無從平衡，也無力平衡。

世界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曾經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基本原因進行過綜合分析。他認為一戰發生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四個：一、經濟上的競爭﹔二、殖民地的爭奪﹔三、敵對的兩個聯盟體系的形成﹔四、民族主義思想觀念的膨脹。（全球歷史，579-580頁）

很顯然，這四個方面變化著的情勢，無論在地域空間，還是在所關涉的實質性問題或事項上，都超出了勢力平衡機制所能夠調節的范圍。勢力平衡機制的局限性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