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不斷陷入周邊各種領土糾紛的中國而言,《武器貿易條約》似乎很遙遠,而且也遠離大眾的視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停留在理論和軍事預案之中,恐怖主義的威脅卻是真實而頻繁的。 |
4月2日,在經歷了長達7年的艱苦談判之后,聯合國大會終於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武器貿易條約》(Arms Trade Treaty)草案。這一草案未來仍需經過至少50個國家的批准才能生效,即便生效,這份隻有15頁內容的條約的實際約束力也是可疑的。但這依然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功」。
如果以17世紀初葉現代意義國家的出現為起點,至今全球貿易已經發展了400年之久。各國圍繞著從水果到恐龍化石的各種商品貿易,在全球和區域范圍內制定了各種各樣的協定,規范市場秩序。
荒誕的是,軍火貿易卻始終是「自由放任」的盲區,不僅不存在任何限制性國際公約(除了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外),而且在全球193個聯合國成員中,大約三分之二的國家沒有武器出口的審查和控制的國內程序。
在這種局面下,《武器貿易條約》都將為交易額越來越龐大的武器貿易念起「緊箍咒」,結束了無序的狀態。在恐怖主義橫行的今天,這一條約的出現將維護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表決中,154票贊成,隻有朝鮮、伊朗和敘利亞反對。
此外,投棄權票的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印度等23個國家。它們有各自的利益權衡,但都無法忽視武器自由貿易帶來的日益惡化的國際環境。
軍貿亂潮
軍火是一種特殊商品,它不像石油和鐵礦石一樣可以用於生產﹔也不像服裝、食品一樣可用於日常消費。大多數時候它們只是被貯藏起來,進而產生威懾﹔少數時間被用於戰爭,毀滅生命和財產。
由於軍火的這種特殊屬性,所以軍火銷售不僅可以帶來經濟利益,而且還是一種重要的戰略工具。
首先,由於軍火銷售的買賣雙方往往以數量有限的國家為主體,軍火公司能夠憑借與國家的特殊關系,獲得不同於一般民品銷售利潤的特殊壟斷利潤。
軍火貿易不僅可以給生產國帶來大筆硬通貨,而且也可以通過大規模批量生產來降低本國裝備這些武器的成本,進而保障本國軍事工業的穩定和成長。例如,美國的JSF項目就是通過對盟國的批量銷售,降低單架戰斗機的研發和生產成本。
其次,軍火貿易始終可以作為一種國際間的間接軍事斗爭手段,來調整多邊關系、改善戰略態勢、平衡戰略力量等作用,具有外交、政治、軍事等多方面重要意義。時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習近平主席訪問俄羅斯后,俄羅斯首次將最先進的蘇-35戰斗機出口到中國。盡管,對於中國而言,已研發了第五代戰機,蘇-35已成雞肋,但雙方仍然達成這一軍貿合同,更多的意圖或許是借助軍貿本身向外界展示雙方「不同尋常」的雙邊關系。這是因為軍貿本身具有天然的親密性,武器出口國銷售的不僅僅是裝備,更重要的是通過后勤保障、技術維護和支持,將自身的軍事系統進行體系化延伸。需要指出的是,對於這種延伸性,俄制武器並沒有太多優勢,相比之下,美國對韓、日的武器出口的背后,是指揮系統、情報資料鏈的延伸……
在這背后,人們可以深深體會到軍火貿易是外交態度和戰略意圖的體系構成部分。
正是由於軍火貿易的雙重性,所以國際軍火貿易歷來被分為兩種。一種是以政治、軍事目的為主導的「美蘇模式」,另一種是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的「法巴模式」(主要指法國和巴西)。
在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對峙,雙方將武器出口視為軍事斗爭的延續,軍火貿易被置於國家的直接管理下(蘇聯),或受到高度管制(美國)。雙方對軍火貿易的物件、貿易時間、規格、數量、價格、支付方式和期限、附加條件等等都隨著國際形勢和本國戰略方針的變化而變化,完全以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為根本目標。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蘇聯向古巴出口武器,完全在配合自己的核平衡戰略,根本沒有考慮經濟利益,甚至不惜犧牲安全利益。古巴導彈危機險些釀成大戰。
在「法巴模式」中,武器出口國更看重眼前的經濟利益,並不在意其自身的戰略需求。法國常常把軍火出口作為彌補外貿逆差、支付石油帳單、提供就業崗位的重要手段。
法國元首出訪時,總能在其隨行的要員中看到諸如達索在內的軍火商陪同,以便對方推銷軍火。除了核武器系統和戰略導彈系統禁止輸出外,法國往往對其余軍火輸出在原則上都開綠燈,不顧政治影響。
在上世紀90年代初,台灣當局為了制衡美國的「高價質差軍售」,曾有意採購法國貨作為制衡,來逼迫美國出售更先進的武器裝備。當時目光短淺的法國,顯然沒有想像到此后大陸方面在空客大飛機上的採購能力和採購意願,悍然以高出市價3倍多的價格向台灣出售6艘「拉斐特」級護衛艦。后來迫於大陸的外交壓力,法國降低了這些軍艦的武器配置,又與台灣發生糾紛。由此可以看清「法巴模式」的唯利是圖。
冷戰之后,隨著意識形態對立的消融,人們對安全威脅的預期減小,軍隊規模被壓縮。在這一過程中,軍火貿易量逐年下滑。隨著意識形態的消退,教派之間和民族之間的沖突異軍突起,導致了全球范圍內局部戰爭此起彼伏,一些發展中國家陷入連綿不絕的內戰之中。
全球軍火貿易總額在逐漸下降,但交易主體逐漸從國家擴展到團體(特別是內亂國家的反政府力量和國際恐怖主義集團)。交易主體的多元化使得全球軍火貿易變得越來越「法巴模式化」,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為了在競爭日趨激烈的軍火貿易市場上推銷更多產品,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不少國家採取了更加靈活和彈性的軍火出口政策。德國甚至修改了過去「不得向局勢緊張地區輸出軍火」的規定,而法國甚至通過各種管道向交戰雙方輸出武器。
隨著各國監管的放鬆,越來越多的私人軍火販子活躍在全球軍火市場之中,產生的后果也越來越血腥。
俄羅斯前格魯烏少校、綽號「死亡商人」的維克托·安納托利耶維奇·布特從1995年開始長期活躍在國際軍火市場中。他就是電影《戰爭之王》原型。布特通過偽造或購買終端使用者証書(EUC,保証此武器將不會為任何其他目的或其他終端使用者所用),用自己的私人航空貨運公司向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提供武器,並向非洲的多起內戰軍隊輸送大量軍火。
在2008年被捕前夕(他在泰國被美國設局誘捕),他描述當時全球軍火市場供大於求,利潤在下滑的局面時,聲稱「(販賣軍火)甚至還沒有那些賣腰果的賺的錢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