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干活受傷，老板拖著賠償款一直不給。法官上門要錢，老板說什麼也不願出錢。為感化他，法官說起受傷工人的家庭狀況，但還是沒能要到錢。兩人的談話，被老板兒子盡收眼底，他覺得父親做法欠妥。於是，這位准大學生瞞著父親，用升學紅包湊齊了賠償款，獨自到法院幫父親結了案。（8月29日《現代金報》）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生活常識也好，社會規則也罷，通常都是由父母傳授給孩子。然而，在社會轉型時期，父母的一些失范行為，卻受到孩子們逆向的社會化教育。在廣東廣州市，中年男子上演“跳橋秀”，女兒哭泣替父親道歉﹔在江蘇宿遷市，母親不遵守交通規則，高三女生向警察寫信致歉……“替父賠償”同樣如此。

　　面對受傷工人，老板起初試圖“甩包袱”，在遭遇法律訴訟后，對賠償款念起了“拖字經”。這種敷衍塞責、“耍賴皮”的做法，從道德上說，不講誠信，“見難不救”﹔從法律上講，背離契約精神﹔從社會心態上看，對工人的苦難失去了敏感的反應能力，明明可以支付賠償款卻無動於衷，是麻木和冷漠的表現。

　　父親的“裝窮”和胡攪蠻纏，讓兒子覺得不妥。在此之前，他曾經勸過父親，可“摳門”的父親始終聽不進去。無奈之下，兒子想到了“替父還債”，想方設法地籌措了六萬元。在父親不知情的情況下，兒子既幫助父親結了案，又幫助了工人。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父親難倒就做不到？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六萬元工傷補償對於困難家庭來說，是“希望的稻草”﹔對於老板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更何況，這六萬元不是老板給予工人的恩賜，而是法定的賠償義務。可是，在執行的過程中，由於缺乏強有力的實施操作系統，導致制度善意難以落到實處。

　　一項調查顯示，我國有45.1％的勞動者在工傷之后無法再工作，76.4％的勞動者在工傷后月收入低於1000元，工傷職工等待和獲得賠償的平均時間為2.02年。由此觀之，工傷賠償難不僅是個體之痛，也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換言之，“替父賠償”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倘若兒子沒有這樣的意願，或者沒有這樣的能力，受傷的工人如何才能拿到賠償款？

　　因此，我們在肯定“替父賠償”的誠信品德和擔當精神的同時，更應該反思：的確，勞動保護制度還不夠完善，勞動保障體系還存在缺陷，但有些時候，最大的痛心不是制度缺失，而是那些已有的制度“形同虛設”，沒有發揮好應有的效力。從這個角度上說，提高工傷賠償的執行力，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議題。 （楊朝清）

(責編：浩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