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民政局下發通知稱，將向社會組織購買參與未成年人保護試點服務項目，每個項目不超30萬元。經過審核的社會組織將承擔心理治療、監護評估等工作。

在人們的傳統認知中，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本是政府應有的公共服務職能，這樣外包出去是否適當呢？現代社會，單一化的政府公共服務不僅難以負荷，也很難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需求。在一切公共管理領域，期待政府一隻手能夠捋順社會關系，並及時提供優質的服務，早已變得不可能。正是在社會發展呼吁公共服務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部門吸納社會資源參與公共管理，成為現代行政的一大特點。

與政府部門相比，社會組織猶如共同體的末梢神經，能夠敏銳洞察社會需求，填補政府公共服務真空，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建立良好的潤滑功能系統。就拿未成年人保護來說，這是一項系統工程，既涉及法規政策的制定、各個部門的聯動等宏觀管理，也涉及心理健康、權益保障、監護評估等專業服務，這些職能民政部門不可能完全勝任。而在專業領域內，一些社會組織能為未成年人保護提供更為科學、細致的服務保障。在國外，諸如兒童權益保護、家庭監護評估等，早已納入社會組織功能之中，而政府則退守到規則供給和執法監管上來。

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無疑與一些發達國家還存在差距，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政府包攬過多而又擔責不夠。作為一種探索，北京市民政局向社會買服務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既能將政府部門從專業隔閡的尷尬與負擔中解放出來，更加專注於監督保障﹔又能發揮社會組織保護未成年人的功能，促進社會系統的積極發育。

當然，這種探索可能需要把握一些關鍵因素。比如，民政部門將未成年人保護的服務職能向社會開放，並不是一攬子完全卸掉自身職責，哪些服務需要向社會購買，哪些服務是不可推卸的，必須要以規范化手段厘清。目前看，民政部門主要將心理治療、監護評估等工作外包，是比較符合行政法治原理的。

還比如，既然是一種購買行為，就涉及動用納稅人的錢，這種公共財政的支出，需要經過“人民同意”的正當法律程序。在探索過程中，如果能夠將購買服務的財政支出正式納入預算，則更加合乎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能夠對這種購買服務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進而完善相應的規則保障，確保此類外包能夠處於規范化狀態。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