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為了盡可能多使用一些高級設備，產生更多的經濟效應，便在可控的范圍內對病人進行更多的檢查。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醫生在開處方時會多開“治不好病也吃不壞人”的湊數藥。多檢查，多開藥成為國內過度醫療的典型表現。（9月7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按照專家的抽象定義，所謂過度醫療是指超過疾病實際需求的診斷和治療的行為。如果說更直白一點，更通俗一點，就是“沒病當有病治，小病當大病治，大病當絕症治”。聽起來有點極端和恐怖，可如果細究每一個過度醫療的案例，莫不是如此。

過度醫療加重了患者負擔，惡化了醫患關系，敗壞了社會風氣，影響之壞已到了人人喊打之境地。醫療改革也試圖在消除過度醫療方面有所突破，但效果似乎不彰。事實上，如果沒有全體醫生醫德的提高，僅靠所謂制度的完善和健全，過度醫療不可能消除。這也許很殘酷，但也的確是事實。因為醫療服務的信息不對稱特征，以及醫生絕對的信息優勢地位決定了過度醫療的隱蔽性和不可查証性。

在醫生和病人的醫療服務交易中，醫生和病人對病情、治療方式、用藥種類、用藥劑量等多個方面的信息掌握並不完全對稱，其中的信息優勢方是醫生，信息劣勢方是病人。正如教師在教學中有權自主選擇教學方式和語言表達方式一樣，醫生在給病人治病過程中，也有權根據自己的經驗、水平和判斷，給病人施以不同的治療。病人的信息劣勢地位決定了其無法判斷醫生的哪種治療方式是合理的，哪種用藥是應該的，多少劑量的藥是正常的。即使病人發現同一個醫生對自己和對患同樣病的患者在治療、用藥上有出入，也很難提出異議。因為病人是有個體差異的，病雖然一樣，但病的程度、病人的體質等等是不一樣，醫生有充分的理由証明自己治療的合理性。

過度醫療就是醫生利用其信息優勢，謀取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不同於其他市場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醫生的這種機會主義行為極其隱蔽並很難查証的。有些檢查和用藥在事后看是多余的，在事前是無法判斷其“多余”的。一些症狀是很多疾病的共同病狀，不檢查是無法排除其它疾病而確診的。一些藥隻有吃后才知道是否有效，不吃是無法知道有無效果的。因而在很多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法根據事后的“多余”而斷定醫生在事前有故意實施“過度醫療”的不良動機。正是事后客觀的“過度醫療”不能對事前主觀的“過度醫療”進行有效証實，讓很多醫生有了機會主義行為的充分空間。

消除市場交易機會主義行為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制度，一種是交易參與人的道德自律。對於制度而言，從制定到執行是需要成本的，並且這種成本隨著制度的細化和嚴格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當制度成本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制度既無法建立和執行，約束醫生的制度無法細化到對某種病指定用什麼藥，採用哪種檢查方式。如此生硬的制度影響醫生醫術的發揮，會延誤病人，制度成本極其高昂。顯然，制度對“過度醫療”的消除是有限的。

在制度失效的情況下，隻有重拾“蒼白無力”的道德。道德的蒼白和無力隻發生在道德淪喪之后。一旦道德在浩然正氣中重生，其巨大的力量也可以顯現。制度外在約束的失效往往被道德內在反省的力量所彌補。道德不僅僅是外在的良心審判，更多地是內在責任意識的覺醒。通過醫德教育喚醒白衣天使“懸壺濟世”的責任意識，認知到自己良知的重要和偉大，讓其在提供醫療服務時想的不僅僅是交易，還有超乎交易的人文關懷。作為患者在接受醫療服務時，也不要把每一個醫生看做“周扒皮”，多一點對醫生的敬重和信任。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