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發改委、工信部正牽頭調研制定化解產能過剩總體方案，重點將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和造船五大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這標志著“去產能化”大幕正式拉開。如何借鑒美日等發達國家成熟經驗，治理中國式產能過剩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重大課題。

“產能過剩”並非中國獨有，巴塔耶在1949 年的《消耗》一書中指出，任何增長都是有限制的,在個體的增長觸及到極限后，它就不得不將原本用於增長的過剩的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潰。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制造業產能輸出正是依靠產能的釋放保持了經濟系統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美國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1948∼1952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給予西歐的經濟援助達131.5億美元，其中贈款佔88％，其余為貸款。拋開“馬歇爾計劃”控制西歐的戰略意圖不談，單就計劃本身就實現了“雙贏”。馬歇爾計劃實施期間，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5％，不僅促進了西歐聯合，邁出了走向歐洲一體化的第一步。更為重要的是，及時消化了美國自身的過剩產能，鎖定了歐洲的后續採購方向。由於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20世紀60∼70年代，為了緩解國內制造業的過剩產能，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採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通過有比較劣勢產業部門漸次外移。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響，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加快對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東亞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在此過程中，日本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而且通過大規模的海外投資，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即形成了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制造業結構，形成了制造業拉動的雙引擎。

毫無疑問，當前中國調整制造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產業整體升級在必行。每次大危機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過程，未來在全球產業格局調整過程中，將按照國際分工價值鏈引起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布優化。中國要實現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擴張和高位滲透”的目標：

首先，對於紡織、鞋帽等傳統的產能過剩行業，可以通過“走出去”在其他國家生產、當地銷售或出口產品，可以繞過相關國家的貿易壁壘﹔

其次，加快汽車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輸出，加快佔領新興市場迫在眉睫。目前，中國汽車產能“結構性過剩”嚴重。自2011年以來，中國汽車業正在進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車業產能卻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預計2015年中國汽車產能將達到3250萬輛，也就是三年后，汽車年銷量要增長一倍。因此，加快汽車業“走出去”，佔領非洲、亞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意義重大﹔

最后，在產能過剩的風電設備、多晶硅、光伏太陽能電池等新興行業，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於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緩解。因此，積極主動地創造外需，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積極推進“產能輸出”戰略，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也必將為中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更大的收益。

（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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