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8·19”重要講話中，論述了“中國特色”的歷史起源和現實條件。他指出，“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這樣的政治論斷是有學術支撐和經驗支持的。以下筆者將分別從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三方面論述中國道路的正當性。

首先是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歷史積澱。在政治科學中，文化問題或政治文化問題對政府和政治發展十分重要，特別是在文化歷史傳統悠久的國家。比較經驗証明，文化歷史太悠久的國家，變革總是不易﹔文化積澱太悠久的國家，革新更是不易。中國是兼具了這兩方面的國家，可以預見，怎樣變革將會是個漫長的探索過程。

西方的民主發展經驗表明，民主與共識的觀念密切相關。以筆者之見，中國產生共識的傳統與西方社會完全相反。在中國，產生共識的方式是道德的和政治的，而非法治的方式。不同於西方的政教分離傳統，中國傳統社會是“內聖外王”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個社會中的政治領袖，不但有政治責任，而且還有道德責任，不但是政治領袖，還是道德領袖。總之，中國文化中沒有民主這個觀念。在西方民主觀念尚未傳入中國以前，中國有的是“民為貴”的思想。但是，如果民主意味著“民有、民治、民享”的話，“民為貴”隻與民享觀念兼容，與民有、民治觀念都是沖突的。這與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史天健教授做的一個關於“中國人的民主價值觀”的實証研究報告結論一致：中國老百姓對民主的定義和西方對民主的定義不一樣，中國人想要民主，但中國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盡管他們用“民主”這個字眼來形容他們的理想。換句話說，中國老百姓要的民主是一種“民本主義”。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於其政策的優劣，怎麼得到的權力並不是非常重要。

由此可見，政治體制的發展和改革，必須在本國特定的文化條件和文化傳統下進行，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結構和文化心理作為支撐。中西之間的文化差異很大，在西方社會可以運作的機制，到中國社會和文化中來，可能不行。因此，發展出一套適合中國社會特質和文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對於世界文明也是一種貢獻。

其次是中國獨特的歷史命運和復興夢。最近，研究中國的兩位學者奧維爾·斯科勒(Orville Schell)和魯樂漢(John Delury)合著了一部優秀的著作——《財富與實力》。他們闡釋了中國近現代的偉大思想家們對國家命運的思考。最后他們得出結論，“中國近現代所有思想家的著述中都體現了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如何讓在19世紀外強入侵、內部衰落的中國重新富強起來。”

可以說，在這個漫長的中國道路探索過程中，中國實行過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蘇聯模式等，然而這些道路都沒有經受住歷史的檢驗，都沒有引領中國實現富強復興的偉大願景，進而被丟棄在歷史的故紙堆裡。當前的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是經過不斷的比較、發展和檢驗，而發展起來的。或者說，找到了中國發展比較適當的模式。尤其是近三十年的中國發展，使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到空前的地位。要知道，歷史上，國家衰弱首當其沖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或許，隻有在中國近兩個世紀艱難困苦歷程中跌打滾爬過的人，才明白中華民族的強大、復興意味著什麼。

最后是中國民族多、疆域大、人口多、資源少等獨特的基本國情。這意味著，實行民族自決，很可能造成國家分裂和社會動蕩。須知，歷史上，美國為了國家的南北統一都不惜一戰，何況中國這樣一個自古追求統一的古老國度！中國最明顯的一個地理特征，便是超大社會，包括地域和人口，因此，在這樣一個大國裡，治理的難度和復雜程度難以想象。

此外，中國人口多資源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不能走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道路，中國無法滿足諸如美國中產階級那樣的消費觀。坦白講，目前中國民眾的民主認知觀和民主心理不夠成熟，一旦放開搞選舉民主，最后遭殃的很可能是中國民眾本身，因為中國經不起民粹主義和空頭支票的折騰。

當然，中國的確存在局部的腐敗、利益固化、任人唯親等現象，但這些現象是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退一步講，即使是成熟的西方國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以上這些問題。

中國道路、中國夢，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現狀起源。人類的文明模式是多元的而非單向的，世界各國應有讓不同文明模式誕生並發展的包容和雅量，而不僅僅是訴諸意識形態。

（張廣昭，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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