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沒有人能阻止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對歷史的屢次褻瀆和挑舋。不少日本國會議員和內閣成員近日借“秋祭”之名再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盡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並未露面，但他向神社奉納祭品的行動表明其“心神往之”。

而在大洋的另一端，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恰逢其時地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遠未得到承認，世界欠下了對中國的戰爭債。這一在西方顯得有些另類的聲音迅速傳回中國，得到中國人的廣泛認同和共鳴。

在現實利益面前，歷史總顯得蒼白和無奈。中國軍民在二戰中傷亡3500萬人並牽制80萬日軍的事實客觀存在，但由於國共內戰后中國“身份”的轉變，加上中國大陸被長期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西方對中國在二戰貢獻的認知遠遠小於對中國在遠東所代表的“共產主義”勢力的擔心。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政治局勢深刻變化，這些二戰的歷史事實也逐漸清晰。可我們發現某些人仍可以做到視而不見，因為他們心中浸淫著對中國三十多年來迅速成長的“恐懼感”。這些情緒在西方媒體熱炒的“中國威脅論”下不會有絲毫減弱。道理很簡單，中國在“自由世界”的眼中就是個崛起的“他者”，必須給予高度警惕並嚴加防范。而日本正是看到這一點，可以在美國的庇護下並以此為由做些出格的事，而不會招惹太大的麻煩。

“身份認同”和均勢政策讓美國把東亞問題“標簽化”和簡單化。同樣的案例出現在一戰以后的歐洲。正是由於1920年代后期蘇聯的崛起，讓英法放了德國一馬。在他們看來，雖然德國可惡，但仍是知根知底的“自己人”，而蘇聯的日益強大終究對西歐是個威脅。所以之后的綏靖政策是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的。即使后來英法在軍事上做了些抵御准備，但對時局認識上的局限性讓他們的心理防線不堪一擊。

一戰后的歐洲變局在東亞上演的可能性有多高，這並不好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目前的東亞政策無疑是在加劇東亞幾個大國間的緊張關系。無論是在釣魚島問題還是在靖國神社問題的處理上，美國的表現無疑是令人失望的。美國看似超脫，實則“拉偏架”的行為會把東亞局勢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而這也未必對美國在本地區的利益是正向的。

隨著中美在國際事務上共同利益的增多，美國多年來心中已經固化的中國“他者”身份是否應該動一動了？我們希望美國所稱的“歡迎中國崛起”不是一句言不由衷的外交辭令，而是真正帶有理解和信任。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需要中國的努力，更需要美國對中國所做的努力增加認知和信任，並有所正向反應。這樣雙邊關系發展才能更有動力。

如果在此基礎上美國對中國進行“再認識”，重新審視目前的東亞局勢及其東亞政策，必將得出更加明智的結論。到底是誰在無視歷史挑戰國際體系，到底是誰最想改變東亞地區現狀，到底是誰在目前的情勢下獲取最大利益，這也就一目了然了。

（高望，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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