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潛川：“法治中國”是三中全會新亮點

　　三中全會於昨日結束，並未直接涉及此前傳言中的法院中央垂直管理等內容，更具體的還要等著中央政法委的方案，以及兩高的司法改革綱要出來。在今日的公報中，老生常談之外，“法治中國”是個亮點，要遠遠強於此前的“依法治國”口號。在前者，法是中國的基本秩序基石﹔在后者，法不過是一項順手的工具而已。此外還有“人權司法保障”，將可能形成對於公權力的某種程度上的約束。因此，接下來的司法改革方案值得期待。但我們要避免於興中先生說的“國家法制主義”，走向“法治中國”，並不僅僅是“頂層設計”所能決定的。在下面我為本期《財經》核心議題撰寫的編者按中，我已經寫過，這條路怎麼走，還得看我們每個人的態度。中國法治十字路口

　　作為朝野共識，將中國建設為一個法治國家是全民願景。在通往法治國家之路上，如今我們已經走到微妙的十字路口。

　　就體量而言，從三十年前的無法可依到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數量難以統計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部門規章和案例共同構成了一個巨大而寶貴的法律資源庫。“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已成為歷屆中國政府一貫而明確的執政理念。

　　以這樣的法制建設成就為基礎，如今我們已走到法治（rule of law）還是法制（rule by law）的十字路口。這兩者的區別看似微妙，實際上南轅北轍。若以法治為目的，則法律成為社會的共同底線和最終裁決，體現社會集體意志的憲法則是一切權力的來源，因而如同習近平所說，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若以法制為圭臬，則法律不過是一項工具，由其背后的權力機關來決定其大小和范圍，在執政者手中任其自由裁量。

　　如同康奈爾大學教授於興中所言，當今中國進入了一種令人憂心的狀態，這種狀態既不同於傳統的人治社會，也有別於現代法治社會，既具有人治的特點，也兼有法治的內容。在這種狀態下法律被用作國家建設和社會控制的工具，但並不具有獨立至上的地位，而國家則被看作是法律的唯一正當淵源，法的制定者，解釋者和執行者，凌駕於法律之上。此為國家法制主義，其特征為抽象的國家至上觀念、規則中心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實用主義的法律工具論、相對主義的文化觀和演繹推理的思維方式。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