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省政協主席“退常”的價值與困境【2】

　　可這樣一來，從邏輯上勢必會出現以下結果，即政協作為政治協商的平台作用以及民主黨派對執政黨和國家權力機構的民主監督功能被消解掉了。理論上，一個人不可能在做出了決策后又以另一種身份來和自己協商這個決策﹔同樣，以政協主席的身份來監督作為黨的領導成員的自己，邏輯上也講不通。這正是現實中政協監督功能弱化的原因。但假如政協主席不是執政黨的常委，則至少在邏輯上不存在這個困境。因為雖然他是以執政黨的身份來領導政協的，可他並不參與執政黨的決策，他在執政黨內只是個普通黨員，這個時候，他的角色會使其偏重於政協一邊。另外，不參與執政黨的決策，也使得政協不可能成為決策機構，從而，將能更好地發揮政協民主協商和監督的職能。

　　可見，從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完善程序民主，發揮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從而更好地監督和制約執政黨的角度來講，此番省政協主席“退常”，具有積極意義。

　　不過，考慮到中國是一個權力主導的社會，人們對一個機構和職位的尊重，首先是因為它的權力，那麼，在失去常委權力后，政協和政協主席的地位會否因此弱化和邊緣化，進而在實際中，這一舉措能否起到預期作用，都很難判斷。極可能的情況是，加強政治建設的效果客觀上難以實現。

　　另外，還須看到，政協還有另一身份，即它作為中共的統戰組織所起的作用。中國革命年代雖沒有政協，但統戰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被認為是“三大法寶”之一。政協的協商功能，很大程度上是著眼於統戰需要的。改革開放后，政協作為統戰組織的作用一度削弱，不過近年來又有所加強，一些地方的統戰部長進入地方黨委常委。難以想象，某個省的統戰部長成為省委常委，而政協主席卻不是。從實際看，統戰部長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也與政協有關，若統戰部長權力比政協主席大，在實際中就成了統戰部領導政協了。顯然，這與改革的意圖背道而馳，與政治建設和政治文明相悖，對強化統戰工作，亦不利。

　　在政協歷史上，國家層面上除了上世紀80年代鄧穎超作為政協主席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外，還未出現不是常委的政協主席。地方這種現象雖然存在，但多因政協主席一般都是省市長或副書記轉任而來，已經擔任過常委，按規定不能再進常委。過去中共在宣傳政協主席進常委時，把它說成是黨對統戰工作的重視，便於黨對統戰的直接領導，將統戰工作置於黨委核心決策層的關切之下，政協的地位提高，更能發揮作用。現在政協主席全部退出常委，假如把它宣傳成為是為了改進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便於政協獨立自主開展工作，更好發揮政協的特殊功能，就成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所以，筆者認為，在中國的國情下，如果要從政協開始探索政治改革而又不弱化政協的實際地位和作用，一個解決方式是，明確規定，政協主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力不能因為不“入常”而削弱。（注：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