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打破金融抑制，推動中國經濟升級

如何構建“有效市場”成為中國未來5-10年的發展主線。就金融改革領域而言，當前最關鍵的問題是要改革金融資源的配置方式，通過金融-財政改革等整體協調推進，大幅提高配置資源的效率和水平，以金融轉型為突破口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中國金融體系效率低下，以及中國金融體系的期限錯配、結構錯配和方向錯配與中國的“金融抑制”政策相關。所謂“金融抑制”是指政府通過實施低利率政策，人為降低資本成本以鼓勵資本密集型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並通過產業政策和行政管制手段，將供不應求的廉價資本導入政府需要重點發展的產業和企業。

中國的“金融抑制”突出表現在：首先，社會總杠杆化增速過快且分配不均。近年來，信貸及融資總量均以遠超過GDP的增速快速擴張,不斷推高我國社會總杠杆。同時，社會融資主要流向企業和政府，個人融資比例較低，消費能力不足。

其次，信貸佔融資比重大，銀行參與度過高，風險過度集中。一旦任何一個融資渠道出現問題，將對整個融資體系帶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和打擊。

再者，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以及對實體經濟的“擠出”很嚴重。其直接表現就是貨幣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資金利用效率卻大大降低。金融市場將金融資源大量配置到產出效率較低的基礎設施以及房地產領域。

中國金融體系結構扭曲、效率低下，有著深層次的制度成因，其中“財政-金融”有著極為緊密的邏輯關系。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博弈直接影響到兩者間的金融資源博弈,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講，地方財政不能通過無限制撥款來支持地方國有企業，隻好從其它渠道為國有企業展開對資金資源的爭奪。各地方政府紛紛將注意力轉向金融資源，尤其是銀行體系信貸資源的控制上來，這必然會造成金融部門不良貸款率的攀升和資金配置效率的下降。

然而，由於以中央政府信用作為擔保的隱性擔保機制普遍存在，隨著金融管制的進一步放鬆，包括銀行理財、銀信合作等規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工具被大量創設出來，起到了繞開利率管制、信貸控制的作用。這樣，一些政府擔保之下的杠杆率極高的“風險資產”，很可能不但沒有為高風險支付高溢價，反而享受了“無風險資產”的高信用和低成本。因此，大量的資金還可能繼續投向與政府相關的項目和資金回報率高的領域，金融資源的錯配局面並不會因貸款利率放開而根本性改變，實體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可能依舊會非常困難。

那麼未來中國的金融改革到底路在何方？根本而言，未來新一輪金融改革必須增強與財政體制改革的協同性。一方面中國需要重新調整中央地方財權事權分配，逐漸改變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為主體，以土地儲備作為抵押支持，以銀行信貸作為主要資金來源的地方政府融資模式，開辟地方政府新的財源，建立地方獨立稅種等來取代“土地財政”。

而另一方面，打破政府對金融資源的壟斷應該是當前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重心與難點。應當減少國家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具體運作的過度行政干預，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與逐步取消資本管制，促進金融體系內的競爭，向市場真正放權。

具體而言，新一輪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打破“金融抑制”的局面，通過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場化改革，使實際利率與匯率提高到能夠真實反映資本和外匯稀缺程度的水平﹔放鬆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限制（這個在三中全會中已經開了“口子”），培育中小或小微銀行信貸體系﹔使金融產品及其期限多樣化，使其增長率與國民收入或物質財富的增長率之比逐漸上升﹔通過培育高效和多樣化的金融市場體系，滿足經濟轉型的多元金融需求﹔優化私人及政府的儲蓄和國際資本的投入，促進儲蓄者和投資者展開競爭﹔優化資本的配置，促進資源效率提高，以金融轉型為突破口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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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鄒雅婷)